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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_社会|解码印度：疫情之下，为什么贱民的命不重要 | 列国志( 五 )


即便有部分达利特人由于改信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 让自身不再局限于印度教体系内 ， 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被歧视和边缘化的命运 。 萨贾塔的同事肯帕玛（Kempamma）信仰基督教 ， 但依旧做了20年的环卫工 。 “有的时候我很害怕来上班 。 ”她说 ， 她同样把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 ， 唯一不同的是 ， 她祈祷时面对的是耶稣 。
“人们相信种姓是神决定的 ， 所以会按照种姓来行事 。 ”伊莱亚说 。 这种固有理念导致预留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 ， 真正惠及达利特群体的力度也大大减弱 。 预留制度的另一大限制 ， 是它只对公立领域进行规范 。 而自上世纪末的经济自由化以来 ， 印度私立领域迅速发展壮大 ， 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均由私立机构主导 ， 在软件、制药、科技创业和电影等行业 ， 达利特人更难出头 。
在被称为“造梦工厂”的宝莱坞 ， 达利特人却没有机会做梦 。 这里的主流制作公司由高种姓或穆斯林家族主导：例如大名鼎鼎的“三大汗”（阿米尔汗、沙鲁克汗、萨尔曼汗）、“宝莱坞教父”阿米特·巴强家族、出产四代电影明星的拉吉·卡普尔家族等 。 迄今为止 ， 从未有任何一位达利特演员挤入主流当红影星之列 ， 他们顶多只能在摄像、音乐等后期岗位中夹缝求生 。
房间里的大象
伊莱亚估计 ， 受惠于预留制度 ， 大约有5%-7%的达利特人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 ， 进入到较低的中产阶级 。 而要实现这种向上的阶级流动 ， 他们会面临数不清的阻碍：在高校 ， 达利特学生因为健康、贫困、被歧视等原因更易辍学 ， 因受骚扰而自杀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即使成功毕业 ， 就业中的歧视更是无所不在 。
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 具有同等资格的表列种姓和高级种姓申请人 ， 表列种姓接到面试电话的机会要少67％；高种姓本科生进入面试的比例 ， 甚至比更胜任的表列种姓研究生还要高 。 就业歧视的盛行 ， 让拥有学位的达利特毕业生被迫“继承”父母环卫工、清道夫工作的事件屡见报端 。
虽然阿姆倍伽尔的雕塑和肖像在印度随处可见 ， 但种姓平权却始终停滞不前 ， 甚至连种姓歧视和种姓隔离也成了“房间里的大象”——达利特人在社会中面临着一堵堵“墙” ， 它们都是无形的 。
出生在印度北部奥里萨邦农村的苏米特（Sumeet Samos） ， 很小就意识到种姓之间的“墙” ， 他和伙伴们在村里玩 ， 有些区域是不能去的——那里是高种姓居住的地方 。
十几年后 ， 他发奋考进了声名在外的尼赫鲁大学 。 在以“平等”为理念的尼赫鲁大学 ， 苏米特与高种姓的同学们一起上课、生活 ， 讨论自由与平等 。 但他很快发现 ， 由高种姓制定的社交规则难以打破 。 苏米特自信开朗、可以说流利的英文 ， 才能和其他同学自如交往 ， 而有些因预留席位被录取的达利特学生 ， 则很难融入学校的社交圈 。
“在学校里 ， 我们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 但出了校门 ， 他们会回到豪华的大房子里 ， 在假期出国 ， 而我只能回村里 。 ”苏米特说 ， “你能感觉到 ， 跟他们就是不一样 。 ”
意识到这一点后 ， 苏米特决定用年轻一代的方式来为达利特人发声 。 他创作了几首反对种姓歧视的说唱作品 ， 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追捧 。 因此 ， 他希望说唱能唤起更多印度年轻人对种姓议题的关注 。
斯瓦普尼尔（Swpnil Jha）在首都新德里的一所工程学院读大二 。 他告诉《凤凰周刊》 ， 虽然学校会教授种姓制度的内容 ， 但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高种姓学生此前是无感的 。 “我家属于婆罗门 ， 按照过去的规定可以做寺庙的神职 ， 可那并不是我考虑的职业方向 。 ”
直到申请大学时 ， 斯瓦普尼尔才注意到 ， 有的学校将一半的录取名额留给了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学生 ， 对此他感到“不公平” ， 那些成绩不如他的同学因种姓身份被更好的学校录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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