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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郭立新：《如何重建古史》一文商榷（中）四 温故知新，许氏评论再回应五 有关考古学文化的批判(11)


前揭已述 ， 在郭氏眼中 ， 二里头和郑偃虽然同属一个文明 ， 但在现实中却都是代表不同国家的政治势力 ， 他们之间有先有后 ， 有同有异 ， 有联盟又有斗争 ， 又有何妨！怎么也看不出郭氏的意思中 ， 有否定所谓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整体性和延续性的意思 。 当然 ， 为免一般人有类似于前述大溪文化般的误会 ， 郭氏更乐愿用诸如“盘龙城文化”之类的名称来指称 。
5.3.陈文：必要引起我们反思的还有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的关系 。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13](P138)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一书对此有所探讨② 。 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不同地域间的人群流动尚不明显, 遗传结构相对单一稳定[14] (P383 -388),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与稳定性确实能透露出族群活动的基本信息 。 而到了“龙山时代”前夕, 考古学文化之间激烈碰撞, 传统的体质人类学与新兴的分子人类学均可反映当时人群的剧烈交融 [15 ](P163) 。 该时期正是传说中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虞、夏的形成阶段, 广域王权国家的族属并非单一,政权所控制的范围与文化的辐射范围更是不能同日而语,往往是“王朝的范围大于典型的考古文化”[16],过去单纯以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讨论广域国家的范围的确存在天然的缺陷 。郭立新：
勿用置疑 ，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 ， 对此 ， 郭氏多次在不同著作中均有论述 。 不过 ， 评论人所谓“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不同地域间的人群流动尚不明显, 遗传结构相对单一稳定,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与稳定性确实能透露出族群活动的基本信息”却未必尽然如此 ， 因为新石器时代大部分地区一直存在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山地游猎采集和平地农耕 ， 前者游动性大 ， 经常扮演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参见郭静云、郭立新《从新石器时代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 。 又 ， 虽然郭氏以及笔者皆认为所谓“龙山时代”人群间的流动性加大的说法 ， 但如何流动、流动的方向 ， 是需要多加思考的 ， 而且“龙山时代”这样的概念易使人误以山东龙山为源头 ， 或致产生时代整体划一的错觉 ， 故需慎用 。 至于所谓“广域王权国家”在殷商之前是不存在的 ， 前揭已述 ， 这也是造成评论人对郭著一再误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
5.4.陈文：考古学方法在研究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有其局限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可作为, 至少有三方面的线索值得注意:大型都邑的兴废,如良渚、陶寺、石峁、宝墩、石家河诸古城; 考古学文化的急剧变化现象,如黄河流域彩陶传统的消散、黑陶传统的兴起、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剧变等;“大传统”的标志性因素,如神人兽面纹、牙璋、玉琮等 。 郭著也在不同程度上重视上述线索, 但在具体解释过程中往往偏于某一线索,综合把握略显不足 。 如郭著强调寻绎“王族特有的礼器和其他标志物”(第179页),但在具体操作中容易将标志物简单化和绝对化,甚至将“发现有马和虎的遗址”(第267页) 等同于殷商遗址, 将马和虎视作商人的最重要标志物,认为“古代用马和不用马的民族, 绝不会出自同族 。 循此, 殷商之前中原统治者和殷商王族也不会是同一个民族”(第194 页) 。郭立新：
考古学在历史复原上的作用与意义 ， 郭氏已反复强调 ， 此不赘言 。 本人认为 ， 郭氏著作最大的特色之一 ， 正是其擅于将宏观与微观 ， 整体与个案的分析相结合 。 不过 ， 评论人还是认为“郭著也在不同程度上重视上述线索, 但在具体解释过程中往往偏于某一线索,综合把握略显不足” ， 希望评论人能做得更好 ， 拿出有力道的力作来一惊国人 ， 若是则实为古史学界的幸事！
有关马的问题 ， 郭著已有诸多讨论 。 有关虎的讨论 ， 还可参见《天神》第七章 ， 此书中郭氏花了一百多页的篇幅来讨论老虎的问题 。
5.5.陈文：为了迁就其标志物, 郭著在仅限推测的情况下, 否定一些重要田野考古发现的可靠性③, 如认为濮阳西水坡龙虎蚌塑、郑州二里冈期甲骨文的年代均不可信( 第259、282页) ， 目的便是为了说明“殷商之前所见的古国遗址都没有出现马骨、马车和其他殷商的标志物, 因此都不能算是属于盘庚时代以前的殷商王族遗址”(第253 页) 。郭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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