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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郭立新：《如何重建古史》一文商榷（中）四 温故知新，许氏评论再回应五 有关考古学文化的批判( 八 )


这一类因年代学方法运用而引发的争论 ， 包括对文化关系的不同看法 ， 在考古界的例子比比皆是 ， 而且总体来说 ， 考古界对碳十四年代的运用 ， 也显得颇为随意和漫不经心 。 比如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与后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 ， 虽然都有碳十四依据 ， 但湖北官方认定的绝对年代 ， 很多是未经校正的年代 ， 校正后一般要早二百年到三、四百年 ， 这么大的误差 ， 足以使人误会祖孙源流关系 。
此外 ， 由于在区系类型学范式下 ， 对先后继起的考古学文化 ， 习惯于单线进化的认知模式 ， 总喜欢以一刀切开的方式来处理 ， 致力于寻找一个绝对的时间节点将前后两个文化断然划开 。 但从碳十四年代来看 ， 这两个文化可能同时并存很长的时间 。 这种情况在长江中游和下游 ， 黄河中游 ， 海岱地区等都存在 。 有兴趣者可参看龙腾文等人对于海岱地区文化年代关系的讨论（《海岱地区史前遗址14C测年数据的贝叶斯分析——审视考古年代学》 ， 《东方考古》2018年）[2] 。
所谓将“单个测年数据与系列测年数据不当对照, 从而提早了盘龙城的年代, 造成年代框架的紊乱”的指责完全莫须有 ， 只反映说话人不懂碳十四测年方法 。 张雪莲先生指出 ， “所谓系列样品方法是指取前后有序、在时间上连续并互有时间间隔的系列含碳样品 ， 进行高精度年代测定 ， 然后将得到的系列数据共同进行数据的曲线拟合 ， 可以使日历年误差有效缩小 。 该方法的实质是通过数据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使日历年误差缩小 。 ……… 系列样品方法的具体实施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具备高精度碳十四——树轮年代校正曲线 ， 二是需要较高精度的测年数据 ， 三是样品的考古学背景要清楚 。 ” 由于系列样品缩小年代误差依靠的是样品数据之间的自然约束 ， 因而所得到的年代范围与系列样品条件不够充分时得到的年代结果是不矛盾的 ， 只是年代范围有相对宽和窄的差别 。 这样 ， 通过获取足够长的系列、足够多的样品 ， 形成的系列样品得到的郑邑的年代 ， 只是相对于以前的年代范围更加具体和准确 ， 而没有根本性质的不同 。 由于历史原因 ， 盘龙城没有系列样本 ， 但并不影响对其绝对年代的判断 ， 并通过中位值比较等方法亦可以适当缩窄样本可能的年代范围 。
显然 ， 碳十四系列样品测年方法并非新的测试方法 ， 只是一种利用样品之间的关联性对测年数据进行拟合和校正 ， 以缩小定年范围使之更加准确和具体的方法 。 这种方法所用来拟合和校正的原始数据 ， 仍来自于常规或加速器质谱法碳十四测年数据 。 系列样品测年方法虽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才开始在国内使用 ， 但不管是断代工程以前还是以后测得的碳十四数据 ， 都是可以通用的 。 由于应用该方法进行校正和拟合需要诸多前提条件而未见大规模使用 ， 迄今考古研究中所能利用的年代数据仍以单一数据条件下的校正年代为主 。
评论人认为“郭著对盘龙城的年代认定难以得到考古学界的认可,也有悖目前年代学的基本常识” 。 这两句话反映出评论人的基本价值观是：学术研究须以取悦他人 ， 求得主流认可为目标 。 这正是郭氏断然不能同意的 ， 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 曾在不同场合表达其历史研究的目标 ， “并不在于坚持学科的纯洁性 ， 而是在于了解过去已亡的人 。 甚至更准确的表达：历史研究的目标是与过去已消亡的文明和社会中的人物建立一条沟通管道 ， 了解古人的观念、思维方式、他们对是非的理解 ， 试图从当时人的角度观察自然界、社会与人生；历史研究的目标就是要从尸体的残骨和遗物的残片中、从今天所有能看到的文字资料和历史传说中 ， 复原当时生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 。 ”（《天神》P823）也就是说 ， 历史研究须以复原求真 ， 替古人说话为目标 。
又及 ， 当前所谓主流对于盘龙城年代的认定 ， 也都是一家之言 ， 可以列出一长串观点来 ， 本人在《上古国家与文明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曾列举数例 ， 评论人亦引用了该文 ， 故权且当作评论人是了解这种状况的 。 而在前举论文中 ， 我们不仅从碳十四而且从类型学对盘龙城的年代进行考察和分析 。 若然 ， 评论人所谓没有得到考古界认可、有悖年代学的基本常识的质问 ， 乃明知学界无定论 ， 却仍想拉大旗高举高打 ， 实有违学术诚实原则 。 不知评论人所谓基本常识乃指何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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