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管理杂志|抓住“机遇之地”,中国-东盟合作正逆势增长,企业应( 三 )
葛甲认为:连通上下游一起在东南亚投资 , 不失为解决供应链难题的一个办法 。 但从位置上讲 , 东盟国家比如越南 , 离中国不是很远 , 火车运输不到24个小时 , 半成品、原材料都能从中国运过来 , 火车陆运成本也不高 。 所以 , 拥有地缘优势的东盟国家 , 供应链没有太大问题 。
只是 , 供应链竞争最终比拼的是效率 。 他强调:“比如‘苹果中国’生产线要连夜完成一个新的设计改动 , 深圳华强北几万名工程师可以加班加点地去完成 , 但“苹果”如果迁到了越南胡志明市可以吗?肯定不行 。 因为越南的产业链配套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 更没有像中国这样充足的人才储备 。 ”
其实 , 不仅是东盟国家 , 英美等发达国家也不具备相应的产业链人才体系 , 一样做不到 。 世界上只有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 , 具备人才储备、产业生态、配套设施等综合优势 , 更有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 。
有一种分析担心中日韩的一些制造业 , 都在将产业链向东盟转移 , 在越南、马来西亚等地设立工厂 , 或许未来会挑战中国制造的产业链地位 。
“制造业外迁至东盟 , 更多是一种对中国产业链的外延 , 许多制造基地仍需从中国进口原材料、设备、仪器、技术等 , 同时 , 它们依赖于中国这个主要的消费市场 。 ”葛甲分析:“即便全球产业链从中国转向东盟 , 也是低端产能的转移 , 技术含量高的不可能转走 。 总不能在越南再建一个华强北吧?总不能在马来西亚再搞一个中关村吧?这些产业链配套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 。 而且 , 这个迁移还受到一个条件限制:迁出国如果有很强的工业化能力、很强的配套设施 , 将在迁移中拥有很大话语权 , 甚至产业链能否迁走 , 都要迁出国点头才可以 。 ”
中国与东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种种挑战 , 反过来也加强了双方寻求合作共赢的意愿和动力 。
面对外资涌入的机遇 , 东盟各国正在积极改善其外商投资环境 。 比如:由于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区域一体化协定并未包含税率的统一 , 因此 , 各东盟成员国正试图通过税率来彰显优势 , 以此来吸引外来资本的涌入 。
针对中企的地缘政治风险 , 很难传导到东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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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恶化 , 经济贸易必然首先受到波及 。 那么 , 地区安全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 是否会出现在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中?
陈雪涛表示:对于大部分“出海”东盟的中国公司而言 , 还涉及不到所谓“经营安全”问题 。 因为 , 东盟的大部分企业 , 都是给三星、苹果、Nike等国际巨头提供中低层原料加工的中小企业 。 这些企业在经营中的确会面临一些“风险” , 但基本矛盾并不在于中美关系交恶 。
“面临‘经营安全’难题的是中国超大型国际公司 , 比如:华为、字节跳动等 。 即:这些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或文化方面可能存在博弈的公司 。 但这种地缘政治风险 , 目前还不会传导至东盟地区 。 况且巨头们谁也不会把核心技术部门迁到东盟来 。 所以整体看 , 东盟仍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理想出海地 。 ”陈雪涛分析 。
葛甲认为:地缘政治是最捉摸不定的 , 而且 , 国际政治问题本来就是官方要去打理的事 , 外交部不管是用外交的力量 , 还是军事力量 , 都需要确保企业“出海”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对出海地的风险因素也要提前提示 。 如果明知有风险还是执意要去 , 那责任就由企业来承担了 。
“对于企业而言 , 为了更好地规避政治风险 , 要时刻关注外交部、商务部关于出海国的风险提示;相关负面清单也要花时间去关注、研究 , 这些都是企业‘出海’必须要做的功课 。 另外要多钻研出海地的风土人情和民俗禁忌 。 ”葛甲说 。
叶卫刚也认为 , 在东盟地区运营的安全问题更多是政府部门该去考虑的事情 , 企业不用想太多 , 想太多也没用 , 因为政治风险想防也防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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