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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潮流意识的兴起：转型时代中国之新“天命”( 五 )


有趣的是 ， 张东荪很快便将突变进化论当中的“突变”与“潜变”（潜伏因）运用到社会进化上来：“生物的进化是如此 ， 社会的进化也是如此 。 在一个社会中 ， 表面上没有变化 ， 而里面不能没有变的种子 。 这种种子渐渐多了 ， 一旦爆发 ， 便变了一个新社会了 。 ”
所谓“突变”、“抵费里”究系何物？这一时期 ， 中国思想界的进化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 那便是“生物突变论”的进入 。 荷兰植物学家德弗里斯（Hugo Marie de Vries ， 1848～1935）与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 ， 1866～1945）的生物突变理论先后传入中国 。 德弗里斯于1901年提出生物进化起因于骤变的“突变论” ， 曾使许多人对达尔文的渐变进化论（演化论）产生了怀疑 。 德弗里斯认为物种遗传中存在着正向突变 ， 由此而造成进化过程中新性态的引入 。 他相信物种会偶然性的快速突变 ， 这可以解释化石记录中的缺环以及物种进化的速度问题 。 并且 ， 德弗里斯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广泛流行 ， 是因为人们把它作为了替代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 摩尔根则进一步挑战了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 他反对达尔文所建立的基于竞争与功利主义的自然观 。 他认为 ， 任何突变体只要不与环境明显不相容 ， 就可以生存与繁殖 。 环境并不能有效的控制进化：进化的历程完全有各种突变来决定 。 如此看来 ， 无论是德弗里斯还是摩尔根的“突变论” ， 都特别迎合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 。
以下鲁迅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历程：
进化学说之于中国 ， 输入是颇早的 ， 远在严复的译述赫胥黎《天演论》 。 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 ， 欧洲大战时代 ， 又大为论客所误解 ， 到了现在 ， 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 。 其间学说几经迁流 ， 兑佛黎斯的突变说兴而又衰 ， 兰麻克的环境说废而复振 ， 我们生息于自然中 ， 而于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 ， 大抵未尝加意 。
鲁迅注意到 ， 中国缺少研究“自然”的传统 ， 是故 ， 近代中国的进化论以“输入”为主 。 然而 ， 正如鲁迅所言 ， 严复在晚清时期所译介的“天演论”在一战期间已不再锋芒毕露 ， 至二三十年代更是“奄奄一息”了 。 五四前后 ， 在中国思想界所大行其道的乃“兑佛黎斯的突变说” ， 即德弗里斯的突变进化论 。
正如张东荪所言 ， 突变论下的新旧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对立或调和 ， 而是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关系 。 1918年 ， 李大钊就曾在《新青年》上发文指出：“宇宙进化的机轴 ， 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 ， 正如车有两轮 ， 鸟有两翼 ， 一个是新的 ， 一个是旧的 。 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 ， 必须是代谢的 ， 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 ， 不是分立的 ， 才能于进化有益 。 ”这样一种新的进化论述 ， 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五四及后五四思想界的思维结构 。
伴随着五四以降主流话语的转变 ， 潮流意识很自然地与“新”、“旧”联系到了一起 。 潮流意识与进化论、进步观念的结合 ， 使得一股“新潮流”的进化观念逐渐渗透到人们对于政治社会演进的判断、对于历史进步的信心以及对于未来乌托邦想象建构 ， 最终成为笼罩大部分知识人观念世界的一种时代氛围 。
“五四”运动的前夜（1919年2月） ， 浙江省教育会把其刊物《教育周报》改成了月刊 ， 并命名为《教育潮》 ， “吾浙以潮名于世界 ， 而潮之盛衰 ， 又以月为其周期；改周报为月刊 ， 而赋以潮名 ， 殆取义于斯乎？” 。
潮之为物 ， 有迁流递嬗之时间性 ， 变化密移之空间性者也....潮惟具此二性 ， 故能刷新改进 ， 永久持续其生命于不替 。
潮之为物 ， 有扫腐摧坚之势力 ， 除旧布新之功用也 ， 万顷之淤 ， 经其几回之冲击 ， 可以瞬覩其汩没 。 千丈之堤 ， 经其历年之摇撼 ， 可以立见其倾颓 。 其势力之伟 ， 莫之能御也 。 朝崩沙洲于东 ， 而夕即捲沙以涨之于西 。 暮吞土屿于西晨即携来以吐之于东 。 沧桑陵谷 ， 常操平陂往复之威权 。 成住坏空 ， 时演代谢去来之活剧 。 其功用之大 ， 莫之与京也....是非特天然之潮流也 ， 人事之潮流 ， 亦何独不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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