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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潮流意识的兴起：转型时代中国之新“天命”( 四 )


二
“新潮”：新旧辩证下的进化图景
1917年 ， 在发现“世界潮流逆转”的同时 ， 杜亚泉还发现“今日东西洋文明 ， 皆现一种病的状态” 。 加之1919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 ， 使得舆论界亦从“制造帝国主义”转向了“打到帝国主义” 。 梁漱溟以一战为分界点 ， 将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的民族自救运动可以分为前后分殊的“两期”：“其始也制造帝国主义 ， 其继也则打倒帝国主义” 。 一战以后 ， “欧洲潮流丕变”使得“近世潮流”与“最近代潮流”转变为打倒帝国主义 。 并且 ， 他认为五四、六三以来各种思想主义与直接行动 ， 以至于国民党改组奔共与北伐 ， 其背后都有一种“反资本主义 ， 反帝国主义的空气” 。 邵飘萍在1919年初也感受到了世界潮流在一战以后的新变化 ， 他说：“在此最短一年之中 ， 世界潮流千变万化 ， 非但物质之文明经此次世界大战而呈一大改革 ， 即凡哲理学说与夫各种民族之思想皆推陈出新 ， 另辟一新纪元 。 ”
因此 ， 晚清以来甚嚣尘上的“世界潮流”、“文明潮流”之声音开始逐渐退潮 。 1922年3月 ， 孙伏园便对于当月14日国务院通电里使用“顺应世界潮流”大为不满：“世界上哪一件革新的事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路德改革宗教 ， 顺应的是什么世界潮流？美国独立 ， 顺应的是什么世界潮流？俄国革命 ， 顺应的是什么世界潮流？”在这一系列的质问之后 ， 他得出结论：“‘顺应世界潮流’是懒于创造的口供 ， 是民族灭亡的征兆 ， 是数千年来奴性的结晶 。 ”
然而 ， 对于孙氏所说的“革新的事业”来说 ， “传统”是一个难释之重负 。 周作人曾说：“我们生在这好而又坏的时代 ， 得以自由的创作 ， 却又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 ， 以至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 。 ”
由此 ， 五四知识界开始把转向了如何把传统“倒掉”的问题 ， 此即五四时期喧嚣一时的“新旧之争” 。 在此 ， 东西方之间由一种“文明的关系”逐渐转向了“伦理的关系” ， 东西文明之争也逐渐被转化为“新旧之争” 。 正如陈独秀所言 ， 自西洋文明输入以来 ， “学术的觉悟”与“政治的觉悟”相继失败 ， “伦理的觉悟 ， 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 ”
今日之弊 。 固在新旧之旗帜 。 未能鲜明 。 而其原因 。 则在新旧之观念与界说 。 未能明瞭 。 夫新旧乃比较之词 。 本无标准 。 吾国人之惝恍未有定见者 。 正以无所标准 。 导其趣舍之途耳 。 今为之界说曰 。 所谓新者无他 。 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 。 所谓旧者无他 。 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 。 如是 。 则首当争辨者 。 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 。 根本上是否可以相容 。 欲解决此问 。 又当先知西洋之伦理 。 与中国之伦理 。 是否相似 。
民初以来 ， 章士钊延续斯宾塞的社会演化论 ， 在中国思想界提倡“新旧调和”：
斯宾塞曰：“新者未立 ， 旧者仍行 ， 则时行 ， 设图新而尽去其旧 ， 又若运会未至而难调 ， 此所以常沿常革 ， 方死方生 ， 孰知此杂而不纯、抵悟冲突者 ， 乃为天演之真相钦? ”斯氏之言, 即所著调和精要也 。
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主要是基于一种社会演化论而来的调和理论 。 作为民初思想界的一种主流观念 ， 李大钊、李剑农和高一涵等人都是调和论的追随者 。
然而 ， 时至五四之际 ， 身处北京学界的一批五四知识人开始用“突变论”来大肆攻击章士钊在民初所提倡的“调和论” 。 1919年10月1日 ， 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撰文指出章士钊的调和论与“移行”说是一种渐进论 ， 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质疑：
生物的进化 ， 据达尔文说是微变累积起来的 。 就是逐渐把无数的小变化 ， 累积起来 ， 便成了一个大变化 。 达尔文的这种说就是移行的渐进说 。 现代一班生物学家都晓得这个是推理 ， 不是实际 。 实际上生物的进化 ， 乃是突变（Mutation） 。 自抵费里（de voie）发明突变说以来 ， 加以古生物学（即化石生物学）的证明 ， 已经是没有疑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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