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王嘉川 樊建增：“陈寿贬抑诸葛亮”案的历史书写与真相追寻( 八 )
显然 ， 王鸣盛也认为陈寿不但没有因私报复 ， 而且极为推崇诸葛亮 。这与胡应麟的说法有明显承续关系 ， 但王鸣盛又继续考察了《晋书》对此事的记载 ， 从而比胡应麟的阐述更为深入 。王鸣盛指出 ， 《晋书》对陈寿的史才推崇备至 ， 而所谓索米立传、厚诬诸葛仅仅是《晋书》作者收入书中的稗官野史 ， 虽可“聊助谈资” ， 却不能信以为真 。王鸣盛的方法与胡应麟极为相似 ， 胡应麟分析《三国志·诸葛亮传》以证明陈寿没有贬抑诸葛亮之意 ， 王鸣盛则通过分析《晋书·陈寿传》说明作者没有批评陈寿的史才 。如此一来 ， 后人以《三国志》和《晋书》为依据批评陈寿的言论 ， 便失去了立论根据 。
钱大昕称：“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 ， 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 ， 并书所进表于后 ， 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 。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 ， 故短其将略 。岂其然乎!岂其然乎!”[43]卷二八 ， 485-486赵翼则列举多项史实 ， 证明陈寿“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 ， 指出：“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 ， 故亮遗懿巾帼 ， 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 ， 传中皆不敢书 。而持论独如此 ， 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 。而谓其以父被髠之故 ， 以此寓贬 ， 真不识轻重者 。”[44]卷六 ， 132很明显 ， 钱、赵二人的观点也与胡应麟颇为类似 ， 都是通过阐释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 ， 驳斥了陈寿挟恨报复的说法 。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 ， 陈寿并未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 ， 甚至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野叟曝言》中第七十八回描写了文素臣与家人讨论《三国志》的情节 ， 作者借文素臣之口说：“非陈寿 ， 亦莫尽诸葛之美也 。……《(三国志·诸葛亮传)评》复摘其为相之善 ， 重叠称美 ， 其推崇诸葛可谓至矣 。……《(上〈诸葛亮集〉)表》所谓‘治戎为长 ， 奇谋为短 ， 理民之干 ， 优于将略’四语 ， 非陈寿不能知 ， 诸葛于九泉下闻之 ， 必引为知己者也 。”[45]第七八回 ， 945-949当家人问及 ， 陈寿为何在父亲遭受髡刑的情况下仍极力褒扬诸葛亮 ， 文素臣指出 ， 陈寿出于一片公心 ， 所以盛赞诸葛亮 ， 所谓的索米之说、厚诬诸葛 ， 都是后人穿凿附会 。可见 ， 在清朝中后期 ， 为陈寿翻案的势力已经占了上风 。
四、公案真相的论定
民国时期 ， 还有一些批评陈寿的声音 ， 如向振黄称：“盖寿父为马谡参军 ， 谡为亮所诛 ， 寿父亦坐被髡 。故其传亮也 ， 妄肆讥评 ， 以非将之才贬之” 。[46]何子恒则称：“陈寿的父亲也同时受了髡刑 ， 因此陈寿替诸葛亮作传 ， 竟说他‘将略非所长 ， 无应敌之才’……这些都是陈寿欠公允的地方 ， 因此颇为一般人所非议” 。[47]35-36但多数学者已认识到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 。如著名史家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直接引用王鸣盛的观点 ， 称“《晋书》好采杂说 ， 故以入传 ， 然于其上冠以‘或云’ ， 以明其事之难信(于诸葛髡其父亦然)”[48]85 。再如吕思勉通过分析文句 ， 指出陈寿的评价“犹加一‘盖’字 ， 以为疑辞也” ， 由《上〈诸葛亮集〉表》来看 ， “凡诸贬损之词 ， 悉非由衷之言明矣 。此外全传之文 ， 无不推挹备至 。谤议之云 ， 宁非梦呓？”[49]125-126姚永朴认为陈寿在晋朝统治之下撰写《三国志》 ， 不得不回护司马懿 ， 所以将略非长之语是“逊辞” 。[50]44柳诒徵说：“‘应变’二语 ， 盖作疑辞 ， 非为枉屈” ， 而陈寿“倾倒武侯至矣 。”[51]104不难看出 ， 这些学者或指出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 ， 或意识到陈寿所受的政治压力 ， 可谓与胡应麟别无二致 。
新中国成立后 ， 由于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 学术界对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 。大部分学者对陈寿持肯定态度 。如郝建梁、班书阁说：“因为《晋书》喜采异说 ， ‘乞米’、‘髡父’的事 ， 未必果有其事；诸葛亮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家 ， 军事确非其所长 ， (陈)寿对他的评语 ， 也不算不公道 。”[52]65钱锺书也探讨了这一公案 ， 他先引用陈寿“治戎为长 ， 奇谋为短 ， 理民之干 ， 优于将略”的评价 ， 直截了当地指出六朝人并不认为这一评价有损诸葛亮的声誉；随后又引用了《魏书》《曝书亭集》《癸巳存稿》《潜研堂文集》等著作中的材料 ， 说明后世学者为陈寿做出的辩解 。[53]1819-1820钱锺书没有直接为陈寿翻案 ， 但通过这些材料 ， 他为陈寿翻案之意已然非常明显 。朱杰勤指出索米立传和厚诬诸葛是“《晋书》作者根据当时无稽的游谈与妒忌者的捏造和附会” ， 他引用朱彝尊、王鸣盛的观点 ， 说明“《晋书·陈寿传》所记的两件事都是向壁虚做的”[54]97-98 。张孟伦也引用王鸣盛等人的观点 ， 认为“无论怎么来说 ， 陈寿都只歌颂、推尊了诸葛亮 ， 并没有谤议、污蔑诸葛亮 ， 更莫谈厚诬诸葛亮了”[55]218 。其他如吴泽编选、袁英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陶懋炳的《陈寿曲笔说辨诬》(《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 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 年) ， 刘京华、惠英的《陈寿评价诸葛亮曲笔辩》(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 ， 《诸葛亮研究》 ， 巴蜀书社1985年) ， 杨耀坤的《陈寿与〈三国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 陈清泉、苏双碧等编写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 ， 都引用了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观点为陈寿翻案 ， 这可见三位考史大家的观点得到了后人的公认 ， 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不过 ， 王、钱、赵三人的观点源自胡应麟 ， 但后人论及“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时 ， “基本上都是引清代三大家之论 ， 这未免舍前逐后、舍源逐流” ， 而无人提及胡应麟 ， 究其原因 ， 与学者“太熟悉清代史学 ， 而于明代史学一向鄙视以致对其研究不够有直接关系”[56]381 ， 致使胡应麟在此案中的关键作用被长期埋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