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但我非常喜欢听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 ， 甚至于骂人 ， 但我非常喜欢听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 ， 甚至于骂人 ， 但我非常喜欢听 ， 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 ， 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 。 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 ， 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 ， 以后再没有东西了 ， 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 ”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作者简介
何兆武 ， 1921年9月生于北京 ，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 。 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 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 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 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 ， 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 。
01自由散漫的作风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 ， 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 ， 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 ， 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 ， 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 ， 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 。 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 ， 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 ， 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 ， 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 ， 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 ， 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 ， 真是碧空如洗 ， 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 。 在贵州 ， 整天下雨没个完 ， 几乎看不到晴天 ， 云南虽然也下雨 ， 可是雨过天晴 ， 太阳出来非常漂亮 ， 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 。 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 ， 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 ， 看着就让人开朗 。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 ， 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 ， 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 ， 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 ， 保持了原有的作风 ， 个人行为绝对自由 。 没有点名 ， 没有排队唱歌 ， 也不用呼口号 ， 早起晚睡没人管 ， 不上课没人管 ， 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 。 自由有一个好处 ， 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 ， 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 ， 喜欢听的课才听 ， 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 。 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 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 ， 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 。 我看过一篇采访人员的访谈 ， 采访人员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 ， 西南联大也不大 ， 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 ， 就是两个字：自由 。 我深有同感 。 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 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 ， 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 ， 都没有人干涉 ， 更没有思想教育 。
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 ， 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 ， 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 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 ， 晚上没事 ， 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 ， 有骂蒋介石的 ， 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 ， 而且可以辩论 ， 有时候也很激烈 ， 可是辩论完了 ， 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 ， 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 ， 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 。 “江山代有人才出” ， 人才永远都有 ，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 ， 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 。 我以为 ， 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 。 没有求知的自由 ， 没有思想的自由 ， 没有个性的发展 ， 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 ， 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 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 ， 开口都说一样的话 ， 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 当然 ， 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 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 那会侵犯到别人 ， 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 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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