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但我非常喜欢听( 二 )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 ， 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 ， 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 。 ”因为那时候都觉得 ， 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 ， 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 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 ， 入土木系 。说来也挺有意思 ， 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 ， 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 ， 从希腊罗马的神殿 ， 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 ， 我觉着挺有意思 ， 于是就想学建筑 。 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 ， 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 ， 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 ， 这两门是最重要的 ， 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 。 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 ， 可是到了第二学期 ， 兴趣全不在这些 ， 于是决定改行 ， 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 ， 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 ， 我想搞文科 ， 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 ， 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 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 。 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 ， 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 ， 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 ， 都是皇家园林 ， 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 。 第二 ， 那时候正值国难 ， 小学是“九·一八” ， 中学是中日战争 ， 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 ， 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 ， 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 。 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 ， 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 ， 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 ， 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 ， 真是费尽心力 ， 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 。 不过我觉得 ， 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 ， 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 。 而且 ， 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 让我感觉到 ， 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 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 ， 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 ， 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 。
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 ， 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 ， 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 。 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 ， 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 ， 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 。 项羽说：“书能知姓名 。 ”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 ， 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 ， 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 ， 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 ， 像罗马帝国 ， 中国的秦汉、隋唐 ， 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 ， 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 。 解放以后院系调整 ， 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 ， 从组织关系上说 ， 他是北大的人 ， 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 ， 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 。 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 ， 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 ， 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 ， 这也似乎不合常规 。 我猜想 ， 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 ， 还是在清华 ， 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 。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 ， 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 ， 还是联大那七年 ， 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 当然 ， 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 ， 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 ， 尤其不等于钱多 ， 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我想 ， 幸福的条件有两个 ， 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 ， 可是这又非常模糊 ， 非常朦胧 ， 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 。 另一方面 ， 整个社会的前景 ， 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 ， 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 ， 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 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 ， 当时正是战争年代 ， 但正因为打仗 ， 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 ， 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 ， 战争一定会胜利 ， 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 ， 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 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 ， 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 。 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 ， 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 ， 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 ， 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02自由 ， 学术之生命我做学生的时候 ， 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 ， 各个学校也不同 ， 有很大的自由度 。 比如中国通史 ， 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 ， 当然国民党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 ， 既不是唯物史观 ， 也不是唯心史观 ， 叫作“唯生史观” ， “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 ， 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 。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 ， 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 ， 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 ， 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 ， 我想他也不看 ， 我们都不看 ， 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 。 再如国文 ， 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 ， 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 ， 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 ， 比如《刺客列传》 ， 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 ， 没有标准教本 。 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 ， 倒是解放以后 ， 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 ， 有标准教科书 ， 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 。 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 ， 包括自然科学 ， 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 ， 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 ， 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 ， 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 ， 搞“五节教学制” ， 上课五十分钟 ， 先五分钟复习 ， 再几分钟如何如何 ， 规定得非常仔细 。 相形之下 ，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 ， 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 。 比如中国通史 ， 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 ， 听课的人多 ， 分两个班 ， 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 ， 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 ， 内容也大不相同 ， 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 。《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 ， 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 ， 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 。 ”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 ， 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 ， 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 。 实际上 ， 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 正好一百年 ， 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 ， 等于只讲了前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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