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文化|刘梦溪 | 京港两地书——我与金耀基先生的学缘与友缘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刘梦溪 | 京港两地书——我与金耀基先生的学缘与友缘
我和金耀基先生第一次晤面 , 是在1993年元旦 。 因参加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学术年会 , 意外得此机缘 。 我们约好在文华酒店一楼咖啡厅见面 , 交谈近一个小时 。 当时他已经是多项荣誉在身的中文大学的副校长 , 但身上脸上无一处看得出与这些荣誉相关的东西 。 不过是一位健谈风趣、潇洒通达的名教授而已 。 随后是当年的11月17日至25日 , 马来亚大学召开国际汉学研讨会 , 我和金先生都应邀出席 , 有了更多的交谈机会 。 特别游览马六甲海峡 , 陡然产生的沧海桑田、天涯归客的历史幽思 , 使我们的精神潜界不期而然地重合在一起 。 吉隆坡会后 , 我应香港大学中文系的邀请 , 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镛学术讲座 , 又有机会与金先生一起畅叙 。 说起来 , 颇有点像林黛玉讽刺宝姑娘所说的:和贾宝玉的见面过于频密 , 没有间错开 , 变成了见过了还不断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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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月 , 本文作者和金耀基先生在香港第一次相见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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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上 , 金耀基、柳存仁、刘梦溪(自左至右)合影
正是如此 , 仅过了一年多之后 , 也就是1995年的11月 , 我和内子应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请访台 , 交流匝月 。 回程过港 , 承陈方正先生安排 , 在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学一周 。 除了一次学术演讲 , 大项目就是和金耀基先生的访谈对话 。 这是事先和金先生约定好了的 。 一共两次 , 一次在1995年12月3日的下午 , 一次在12月4日的下午 , 每次两个小时 。 另有一次晚餐也作了长谈 , 刘述先教授和童元方女士亦在座 。 中心题旨是围绕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问题 。
回到北京以后 , 很快就是元旦、圣诞和春节 。 二月过后 , 才开始整理写作与金先生的访谈对话 。 但访谈的现场速记稿 , 无论如何找不到了 。 几乎翻找有一个多礼拜 , 还是无影无踪 。 我书房堆垛之乱 , 在京城是有名的 , 有时越想保存好的东西 , 越不易找到 。 想起金先生几年来厚待我们夫妇的情谊 , 不仅焦急 , 而且感到些许惶恐 。 那时我不会使用录音机 , 是一边谈一边作简要记录 , 嗣后如同写文章一样写成文稿 。 我的速记只有我自己能看懂 , 谈话时的思想、观点、逻辑 , 很少会有遗漏 。 速记稿没有了 , 几乎无从写起 。 内子拿来她的简单记录 , 由于方法与我不同 , 仍无法理出条贯的思路 。 不得已 , 只好硬着头皮 , 迫使自己重回对话的现场 , 边追忆边一点一点地写了起来 。 大约用了三四天的时间 , 总算写出了这篇访谈对话的文稿 。 框架还可以 , 主要是血肉不够丰满 , 精要思想多有遗落 。
金先生何等眼力 , 他一下就看出了全部问题所在 。 于是亲自动手 , 对访谈文稿作了大量增补和修改 。 有了他的改稿 , 我重新成文就便利多了 。 最后 , 这篇访谈以《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金耀基教授访谈录》为总题目 , 内分十三个小标题 , 分别是:一 , 欧洲是现代化的第一个个案;二 , 文明秩序的“旧”与“新”;三 , “软心肠”和“硬心肠”;四 , 新儒家问题;五 , 中国文化的耗散与重构;六 , 民族文化认同与知识分子;七 , 家庭伦理可否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资源;八 , “家国”与“党国”;九 , 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重建;十 , 关于挑战-回应模式;十一 ,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不能舍弃农村;十二 , “亚洲价值”和“中国式民主”;十三 , 题尾:香港回归暨前景展望 。 该访谈对话稿文长一万五千言 , 发表在《中国文化》1996年秋季号 , 读者反应热烈 , 京中学界师友也多有称道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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