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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学微刊|跨文化漢字研究海外專家訪談06：風儀誠教授(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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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求學和科研道路 ， 您是否也走過一些彎路？一路走來 ， 是否有對學術道路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選擇？
風儀誠：我這個人經常會走彎路 ， 而我走彎路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無意走錯路；另一種是有意走彎路 。 就第一種情況而言我讀書時在法國為了獲得碩士研究生文憑還需要寫兩篇碩士論文 ， 我的第二篇論文是討論中國商周時期文字用於什麼用途 。 題目龐大 ， 而且當時自己對先秦出土文字資料還了解得不夠深 。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讀了大量有關早期社會發明、使用文字的西方著作 ， 尤其是英國劍橋大學著名人類學家傑克·古迪（Jack GOODY）的著作 。 之後在商周資料中找出了符合他們理論的例子 。 論文收到了法國諸位老師的好評 。 可是在吉大留學時 ， 慢慢開始熟悉甲骨文以外的其它文字資料 ， 覺得這篇論文有問題 。 記得當時跟董珊也談到過這些問題 ， 發現論文中的很多例子 ， 其實只是例外 ， 根本沒有代表性 。 此後我就決定 ， 第一 ， 先要掌握好原始資料 ， 然後才可以參考利用學者根據其它資料所闡述的理論；第二 ， 研究某種資料的時候 ， 一定要把普遍現象和例外分清楚 。 因為自己走過錯路 ， 所以了解到掌握資料的重要性 。 第二種情況 ， 是有意的走彎路 ， 比如上大學以後開始學古希臘文和梵文 ， 剛開始的時候 ， 我還以為將來可能會有機會使用古希臘文和梵文資料作研究 。 可是 ， 後來發現自己的能力有限 ， 要學好中國古文字 ， 就不太可能會同樣程度的掌握其它古代文字系統 。 在明白了這點之後 ， 我並沒有放棄學習其它古文字 ， 反而開始學習赫梯文、瑪雅文和古埃及文字 ， 就花了不少的時間 。 今天雖然無法閱讀相關的出土資料 ， 很多具體內容都已經忘記了 ， 不過對這些文字系統的基本原則我都很清楚 ， 使我目前可以更清楚的認識到中國文字系統的特點 。 所以有時走彎路就是開放眼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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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單位或所在國家的出土文獻與古漢字研究現狀如何？您認為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和中國學者分享？
風儀誠：我所在研究所名為《東亞文明研究所》 ， 是一家聯合研究機構 ， 屬於四個不同的單位即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巴黎大學和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 近幾年本所支持了有關出土文獻的兩個重要出版項目 。 第一本書為2017年出版的由芝加哥大學夏德安和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馬克主編的《早期中國的命書與大眾文化：戰國秦漢日書抄本》（Books of Fa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China. The Daybook Manu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 該書為第一部日書英文總論 ， 介紹了日書的內容、形式以及相關問題 ， 也提出了很多新觀點 ， 收集了中西方專家撰寫的11篇與日書傳統相關的文章 。 第二本書為2014年出版的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戴仁(Jean-Pierre DREGE)和何氏家族基金會-法國遠東學院教授牟和諦（Constantino MORETTI）主編的《讀物之作坊：古代與中古中國的寫本形式》(La fabrique du lisible: la mise en texte des manuscrits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兩位主編者主要研究敦煌寫本 ， 可是書中也涉及到不少先秦兩漢簡帛資料 。 主編者批評學術界根據比如楚簡、漢簡、樓蘭簡、敦煌寫本、黑水城寫本等資料的區別而人為加以分隔 ， 文中反而強調了寫本傳統從戰國時期到宋代的連續性 。 我同意他們的觀點 ， 從中國中古寫本的傳統看先秦兩漢簡帛資料確實很有啟發 。
汉字学微刊|跨文化漢字研究海外專家訪談06：風儀誠教授
本文插图

戴仁、牟和諦主編《讀物之作坊：古代與中古中國的寫本形式》 ， 巴黎 ，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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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國家的出土文獻與古漢字研究 ， 與中國的漢字學研究相比 ， 學者們更關註哪些問題？側重點有什麽不同？有哪些研究方法可以提供給中國學者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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