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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智库|这700万人正要进行的一项大调查，事关大国治理秘密！( 二 )


始于公元前578并一直沿用至罗马帝国初期的普查,是西方国家认证的首次制度化尝试 。 有专门的官员负责, 有成文的公民花名册全面记录公民及其家族成员的身份和财产状况, 有死亡表记录奴隶数量和生死状况,有土地调查涵盖隶农和农奴,用于征兵、征税、祭祀、部落划分、排除政治资格和执行法律 。
之后, 从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中后期的漫长千年, 神权压倒政权, 世俗国家权力分散脆弱, 专门的人口、土地调查十分罕见, 人口无法准确计算 。 倍受重视的是直接满足战争需要的财产调查与向教会提交的什一税等纳税登记, 但由于受到贵族、神父和官僚腐败行为的严重干扰而很不可信 。
总体而言, 在16世纪20年代前, 欧洲各国基本看不到长期制度安排 。 相比而言, 中世纪的一些商业城市国家建立了相对严格的身份和财产认证形式 。 佛罗伦萨等中世纪城市国家为了安全与税收的需要, 从笼统的抽签制转向男子名册、财政帐册、行会等制度 。
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 王权尝试摆脱神权的控制, 自主掌握了解自己国土上的人财物的认证权力, 推动了认证制度在西方世界的突进 。 对人的自由、尊严的追求, 不仅仅是为了独立于上帝, 更重要的是为了回应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挑战, 由此催生了新的认证制度——生命登记, 引起了王权与神权的共同青睐 。 文艺复兴晚期, 西方世界开始建立起以教会的受洗、婚丧仪式记录为基础的生命登记制度 。
1533年, 罗马教皇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籍 。 英王马上自立国教、自任教主, 首相托马斯·克伦威尔下令全国牧师自1538年开始每周登记受洗、结婚和死亡人数, 这是宗教认证首次在欧洲获得国家认可并转化为国家制度 。
尽管罗马教皇已与英国断绝关系, 却十分喜欢这个新的认证制度 。 1563年, 罗马教皇通令各国主教全面实施出生和结婚登记 。 各国殖民地也相继推行, 法国北美殖民地魁北克省自1621年起由罗马教士主持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记 。 这些以教区为单位的教会记录, 深刻影响了以后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调查, 国民开始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得到国家的确认与识别 。 这种逐渐例行化、经常化的国家实践, 成为定期人口普查的有力补充, 终于成为一项正式的身份认证制度 。
各国普遍将生命登记确立为身份认证的法定形式, 走上了“驯服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现代化道路 。 在近代定期化的人口普查、现代家户普查补充下, 生命登记的内容从最初只包括出生、死亡和婚丧状况, 发展到还涵盖活产、死产、收养、认领、撤销、迁徙和疾病等个人的全部重要特征,人的整个生命过程都成为国家的关注对象, 国家的主权首次彻底下沉到个体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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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认证：人与物的特征化
这里所说的主权下沉, 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化"的产物 。 在阿甘本看来, 法律就是一种政治权力, 一种控制人的政治公民身份与人的赤裸裸生命特征区别的政治控制;突出赤裸裸的无人格身份, 强化而非弱化了现代权力, 控制分类权又将裸体的人纳入政治计算, 强化而非弱化了现代国家的主权 。 作为最重要的身份认证制度, 生命登记和定期人口普查意味着国家有能力收集个人的各种基本特征, 这同时也是国家主权下沉的过程 。
与中国发达而漫长的身份认证制度史相比, 欧洲各君主国的定期人口普查, 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后才开始, 19世纪中后期才在欧洲大部分王国正式建立起来 。 美国在1850年开始定期人口普查, 日本的人口普查始于1920年 。
二战后至今, 定期人口普查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实践, 国家开始通过人口普查掌握越来越多的个人身体特征、社会特征和经济特征 。
经济社会因素的变化, 对国家认证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 国家需要将更多个人特征纳入认证范围, 将绝大多数人特征化, 从而让个人的可治理性得到加强 。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 现代认证与前现代认证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现代认证的对象越来越个体化, 个人越来越特征化, 社会事实更为广泛, 区分更为明确, 规则也更为精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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