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背后：“新中产一代”的欲望与挫折( 三 )
2010年8月 ， 无锡某棒球训练营内几名儿童正在练习“新中产”的愿与忧海淀黄庄的银网中心大厦位于中关村寸土寸金的绝佳位置 。 从“银网中心”这个名字看 ， 它本来志在成为金融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大本营 ， 但另一个商机更有利可图：方圆一公里内 ， 坐落着俗称“海淀六小强”中的两强——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海淀区排名前五的小学中的两所——中关村第一小学和人大实验附小 。 于是 ， 焦虑的父母和强大的牛娃 ， 催生出了一条庞大的教育培训产业链 。 如今 ， 银网中心80%的入驻公司都是教育机构 。 从小升初、初升高、高考 ， 到出国留学、兴趣培养 ， 一个学生几乎全部的补习生涯都可以在这一栋大厦里完成 。银网中心一共20层 ， 有6部电梯和2部观光电梯 。 周末 ， 上培训班的学生和家长要等两趟电梯才能上得去楼 。 孩子多是由妈妈陪同 。 妈妈们肩上背着硕大的书包 ， 一只手里拎着装满练习册、印有补习班名字的手提袋 ， 另一只手牵着娃 ， 脚步匆匆 。 一位妈妈一边走一边叮嘱：“我今天忘记给你带水杯了 ， 课间你就找老师到前台拿那种一次性的纸杯子喝水 ， 知道了吗？去教室的饮水机接水 ， 小心点不要被烫到 。 （饮水机）应该和咱们家的一样 ， 蓝色按钮的是凉水 ， 红色的是热水 ， 知道了吗？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不能开小差……”直到送孩子进入班级 ， 她才稍微松了口气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期间补习班规定家长不得陪同 ， 这位妈妈大概率会跟着一起坐进教室 ， 在后面旁听 。 手机、iPad、三脚架是旁听的三法宝 。 一些补习班还会发家长版的配套教材 。 不能旁听以后 ， 大家就聚集在空闲的教室里、过道里或者楼下的咖啡馆里 。 妈妈们做练习册、听网课、做笔记 ， 好像孩子在上大课 ， 而她们在上自习 。
一名学生在暑期上钢琴课这些场景对没有孩子的人 ， 或者还没有进入“鸡娃”战斗的人来说难以想象 ， 但其实 ， 它并不新鲜 。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武汉上小学的我就是一个初代“鸡娃”的亲历者 。 三年级的暑假 ， 我第一次被父母带到湖北大学上奥数课 ， 两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 。 一下午的课上下来 ， 座椅上会留下一汪汗水 。 奥数班内部实行流动淘汰制 ， 大班先上课、考试 ， 筛出40个人进入小班 。 大班放学后 ， 小班接着学 ， 学完再考 ， 排在末位的学生下次再回大班 。 周周如此 。 那时候 ， 我们的父母也坐在教室的后面 ， 做笔记、讨论题目的做法 。 他们彼此交换信息 ， 打听哪里有更好的老师 ， 殚精竭虑地去争取每一个报名名额 。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 ， 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奥数班上度过的 。 父母期望我至少拿到一个数学竞赛的奖项 ， 敲开一所好初中的大门 。奥数像一块几乎覆盖一切的巨大乌云 ， 沉甸甸地压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 成为我成长中反复纠结的主题 。 而在无数次回望中 ， 我逐渐意识到 ， 在那个时代 ， 我父母的头上是一片更沉重的乌云 。 父母在同一家国营大厂工作 。 90年代初的武汉 ， 城市的主题是下岗 。 从前 ， 子承父业 ， 铁饭碗的传承是大家默认的规则 ， 但对我的父母来说 ， 这条路已经堵死了 。 拼命读书 ， 考一所好大学事关整个家庭未来的前程 。我后来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环境的压力 。 小学六年级下学期 ， 父母下决心辞了职 ， 母亲去了一家私营企业工作 ， 全家因此南迁到广西柳州 。 在柳州市 ， 我依旧就读于一所普通的国营工厂子弟学校 。 只不过 ， 这家工厂的效益非常不错 ， 还处在快速上升期 。 转学第一天 ， 班上所有同学都来我的座位参观两样东西：一是我的新书包 ， 它是我在离开武汉前买的 ， 像旅行包一样庞大；二是我写满笔记的语文课本 ， 我几乎已经提前上完了这个学期的大部分课程 。 这个书包我只用了这一次 ， 从此束之高阁 。 “奥数”两个字在我的生命里也彻底成了过去时 。如果说 ， 我父母的“鸡娃”是作为工人的他们 ， 在整个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迅速下坠的时期 ， 与时代对抗时所能做的自救选择 ， 那么今天 ，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 ， 拥有体面职业、较高收入的家长们又为何有如此普遍的教育焦虑呢？
2020年7月 ， 山东烟台的几名小学生进行帆船训练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发现 ， 两个经济因素在教育策略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首先是收入的不平等水平 。 以西欧和美国为例 ， 从历史上看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平等的年代 ， 那时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儿方式 。 上世纪80年代初 ， 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开始加剧 ， 父母投入到教育上的时间便开始增多 。 横向来看 ， 就业人群中最富裕的10%与最贫穷的10%的收入份额之比在美国是18.9（2014年） ， 在瑞典是7.3 ， 在荷兰是7.8 。 与之对应地 ， 美国从90年代开始出现“直升机式育儿” ， 此后这种教育模式越来越常见 ， 而瑞典和荷兰的教育模式普遍更为宽松 。 与收入的不平等水平一同发挥作用的是教育回报率 。 如果父母预期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 竞争会更加激烈 ， 人力资本具有更大的优势 ， 他们就会追加教育投入 ， 尽可能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在中国 ，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发现的两个经济因素贯穿了过去40年的发展 。 “70后”们普遍是放养长大的 ， 是脖子上挂着钥匙的一代 。 计划经济时期 ， 大家都不富裕 。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 上世纪80年代初 ， 中国基尼系数还不到0.3 。 等到“70后”的孩子在2000年后上学时 ，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 。 在“70后”“80后”和他们父母的经验里 ， 教育回报率之惊人自不待言 。 无数人通过高考从村镇流入城市 ， 从小城市流入大城市 ， 完成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增值和积累 。 今天 ， 政府公务员、金融机构职员等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职位大都有明确的学历要求 ， 很多职位甚至明确只招收“985”“211”大学毕业生 ， 或者进一步要求硕士以上学历 。 这一切都促使新一代的父母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 ， 迅速接受了他们未曾经历的“鸡娃”式教育法则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说 ， 孩子数目少、对子女教育高度重视是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模式 。 在中国 ， 高水平“鸡娃”折射的是一个新兴阶层的集体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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