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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娃”背后：“新中产一代”的欲望与挫折( 四 )

“鸡娃”背后：“新中产一代”的欲望与挫折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多年来从事阶层和代际研究 。 在她看来 ， 今天中国城市的“鸡娃”主力是一个“新中产一代”群体 。 “现代中产阶层的概念来自欧美国家 。 ‘二战’以后 ， 欧美国家同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和教育的扩张期 ， 出现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中等教育 ， 收入不错 ， 生活体面 ， 从事白领职业的新中产群体 。 在这个群体出现以前 ， 欧美社会的中产主要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组成 。 新中产不像他们 ， 不掌握生产资料 ， 靠出卖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为生 。 在过去一二十年时间里 ， 类似的过程在中国的城市里发生了 。 ”“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 ， 各界从来没有达成共识 。 ”李春玲说 ， “但在过去10年 ， 我们很明显地感到一个变化 。 从前我们做研究 ， 说一个人是中产 ， 他自己往往不这样认为 ， 现在你会发现大家对这个身份的接纳程度高了很多 。 可以说我们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 。 ”中国新中产的焦虑不同寻常 ， 首先是因为作为“一代” ， 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格外特殊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 ， 中产是一个橄榄型社会的中间部分 ， 是社会主力军 。 李春玲指出 ，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定义中国中产 ， 他们在中国社会中都是少数 。 中国的社会分层呈现出金字塔型 。 这样的社会结构里 ， 中产有强烈的抵御阶层下滑的压力 。 “社会保障水平低 ， 中产抵御风险的能力弱 ， 比如人们常说‘一病返贫’ ， 疫情期间一些体制外的私营企业迅速倒闭 ， 种种现实都使人们缺乏安全感 。 ”与此同时 ， 压力也来自精英阶层特权的挤压 。 “我们的精英阶层大部分也是第一代精英 ， 他们也有不安全感 。 一方面他们掌握特权 ， 能够为子女提供中产提供不了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其实也在防止下滑为‘鸡娃’ 。 在这种局面下 ， 中产的压力就更大了 。 他们能够利用的只有教育资源 ， 就只能把教育这条路走到极致 。 ”“一代”中产的焦虑还来自社会心态 。 “在欧美成熟的中产阶层社会 ， 人们对于中产身份具有普遍共识 ， 建立了相应的文化规范 ， 但这是通过几代人来实现的 。 对于‘一代’而言 ， 他们界定彼此身份的方式往往就是消费 ， 所以我们今天买房、买车、买教育都存在‘鄙视链’ 。 ”鄙视链之下 ， 人们更加焦虑 ， 更有向上跨一步的渴望 。“我们属于人家说的‘凤凰男’‘凤凰女’ 。 ”薛婧说 ， “从心理上说 ， 我们觉得肯定是脱离了以前的阶层 ， 有了一个提升 。 可是在这个城市里 ， 横向比较你身边的人 ， 很容易体会到差距 。 ”薛婧住的小区是杭州公认的“豪宅” 。 “豪宅”边上就是“人才公寓” ， 住着大学老师、大企业新晋人才 。 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 ， 有一次薛婧和老师闲聊 ， 老师很自然地问起来：“你们那个人才公寓是怎么申请到的呀？”薛婧愣了一下 ， 告诉她自己住在哪里 ， 并不知道如何申请人才公寓 。 这位老师顿时非常尴尬 ， 连声道歉 。 “她的意思是她看低了我 ， 可是人才公寓里住的都是高知 ， 住人才公寓就丢人吗？”薛婧说 ， “其实我也很尴尬 。 虽然顶着‘豪宅’住户的名头 ， 但小区里也分成两种房子：70年产权的和40年产权的 。 我们这种40年产权的房子价格差一截 ， 而且不能落户 ， 楼下花园都要少一些精致 。 我并不觉得我和邻居属于同一个阶层 。 ”薛婧对物质没有太多的追求 ， 但比较无处不在 ， 随时可能冲破心理防线引爆一个焦虑点 。 带孩子小升初报名的那一天 ， 薛婧吃惊地发现 ， 排队的人群里 ， 除了她和孩子 ， 没有一个大人和小孩不是穿一线大牌的 。 目力所及的每一件体恤都印着显眼的logo 。 薛婧是单位的领导层 ， 但她开的车是全单位最便宜的 。 她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 但同事会贴心地替她找补：“我们单位门口修路太脏了 ， 所以领导才会开这样的车 。 ”最近 ， 薛婧生了二胎 ， 家里需要添一辆车 ， 丈夫看中了的一辆价值14万元的 。 薛婧承认 ， 这辆车经济实用 ， 但她必须得考虑周围人的观瞻 。 “我想好了 ， 实在不行就买电动车 。 买电动车就相当于脱离比较体系 ， 别人会想 ， 这个人一定是因为弄不到燃油车的号牌 。 ”还有一次 ， 孩子从住别墅的同学家回来 ， 问薛婧：“我们家为什么不住别墅？”薛婧坦率地回答买不起 。 后来孩子说她长大了也要当老板 ， 住别墅 ， 至少 ， 房间里一定要有浴缸 。在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之外 ， 让“新中产一代”的焦虑进一步激化的是时代的转型 。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的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 “新中产一代”获益于时代的红利 ， 但他们的子女几乎不再可能坐上同样的快车 。上世纪90年代后期 ， 中国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 ， 适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不断提高 ， 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611人升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8930人 。 每年中国高校大学生毕业人数从2000年的10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874万人 ， 增长了8倍 。 学者何平立、孔凡河、陈道银和杨小辉在《中产阶层与社会发展：中国模式下的问题与挑战》一书中指出 ， 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接纳这些蜂拥而至的中产阶层后备力量 。 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 ，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偏低 ， 难以为迅速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合适的、保证他们顺利跻身中产阶层的就业和升职机会 。与此同时 ， 中国的中产阶层在社会竞争 ， 特别是在教育成本和时间成本上投入巨大 ， 因此他们对未来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期望 ， 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强烈 。 比较中美两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的行业分布会发现 ， 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过度集中在金融、信息、教育、卫生和公共管理等行业 ， 这几个行业中大学生的比重甚至高于美国；而那些直接生产性行业中大学毕业生的比重则比美国低很多 。 例如在农业中的大学生就业比重 ， 中国是0.6% ， 美国则高达24.6%；在制造业中的大学生比重 ， 中国为10.3% ， 美国为30.0%；在交通业中的大学生比重 ， 中国为10.8% ， 美国为17.1% 。何平立等人认为 ， 这说明 ， 中国拥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更不愿意从高端服务业转向制造业 ， 甚至农业这些传统上认为“低端”的就业岗位 。 向上流动的欲望与向上流动的挫折一同塑造了巨大的焦虑 。 这10年 ， 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向农民工看齐的现实 ， 追加教育投资 ， 非“211”“985” ， 甚至于非清、北不上也就成了中国中产们的自然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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