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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 六 )


在效率的名义下 ， 改革者们要求由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择优选用的机构提供市政服务 。 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曾提出政治和行政之间应该泾渭分明：虽然当选官员理应在一个民主社会做出重要的政治决定 ， 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却应由专业的行政人员管理 。 在美国有五十多个城市成立了市政研究局有些是私有的 ， 有些是准公共性的 。 于1907年创建纽约市政研究局的威廉·艾伦
（William Allen）
曾惊恐地抱怨：“几乎无一例外 ， 所谓的改革政府都强调美德而不是效率！”可想而知 ， 如果柏拉图地下有知 ， 会如何看待这句怨言 。 艾伦的研究团队会站在路边 ， 观察市政职员们填补街上的凹坑以及设计改善效率的方法 。 更切题的是 ， 该局的职员们有先见之明地把效率视作责任的必备前提 。 我们随后会看到 ， 他们没有认识到效率与责任相遇的那片土壤地形的复杂性 。
工业时代|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
图片

威廉·艾伦
改革者们认为 ， 民主政治需要的不仅是对社会目标的积极回应 ， 更需要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那些目标 ， 即设立择优选用和理性行政管理的机构 。 改革者们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罗斯福新政期间涌现了许多专业的、择优选用的机构 ， 它们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 。 效率的援用是为了躲避政治 ， 为了使基本公共产品服务去政治化 。 在择优选用的机构里 ， 理性和效率并行 。 换句话说 ， 公共服务领域已经成为理性和效率的常驻之地 ， 与天生腐败、低效率、非理性的政治世界隔绝 。 效率和理性超脱政治之外 ， 这只有依照最高的行政管理标准才能实现 。 世界各地的政府今天能够为它们的公民提供公共产品 ， 其中很多项目的开发和执行到位 ， 都归功于这样的行政管理理念 。 公共产品服务一大创新就是正式预算程序和绩效制度的引入 ， 这是在公共市场创立之前国家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公共市场则是如今后工业国家里正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 。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对于我们中间一部分人而言是不难感受到的 ， 他们生活在21世纪晨光熹微的年代 ， 正是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法理型高效政府实验实施百年之后 。 著书于20世纪早期的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 ， 认为国家与其他所有机构迥然不同 ， 因为它的威压是合乎法制的 。 在他提出的三种理想类型之一即法理型国家里 ， 合法性要通过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制度才能发挥作用后者的中心目标就是提供自上而下、理性高效、制度统辖的管理方式 。 “官僚制度”这个词居然与理性和效率发生联系 ， 这在我们这些后工业时代的人听来 ， 就变得如刘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l）
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所说 ， 越来越古怪了 。
我们当今的讨论已经背道而驰 。 当代的改革者们指责说 ， 公共领域因其与充满竞争力的市场领域隔绝 ， 而且不受生产效率压力的掣肘 ， 已经成了滋生低效率和非理性的温床 。 同样的公共领域官僚机构现在已经成为公共产品高效服务的障碍 ， 而不是解决方案 。 改革者们认为 ， 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政治 ， 不是被特殊利益挟持的或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官僚机构 ， 而是允许公民们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市场 。 效率之轴从其外在客观标准那里脱离开来 ， 开始转向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们的内在满足感 。
理性的“傻瓜”：
从内在满足到理性选择
市场是一个社会系统 ， 在市场中的个体通过与他人交换只要这种交换符合双方利益来追求个人利益 。 比如说 ， 我喜欢冰激凌 ， 但手里只有苹果 ， 而你有一品脱冰激凌却喜欢苹果 ， 我们就可以交换 ， 而且彼此都会更加开心 。 苹果也许对我来说更好一些 ， 可我真的喜欢冰激凌 ， 这点才是真正重要的 。 在一个市场里 ， 人们根据自己的定义方式追求着个人利益 ， 用的是内在的标准 ， 而不是外在的 。 理性的个体增加他们的福利时就会做出高效的选择 。 所有市场模型的中心理念在于 ， 能做出理性选择的人们之间自愿进行交换 ， 这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 。 令人惊讶的是 ， 我们发现早期的个人利益计算是在希腊哲学家们那里发展起来的 ， 彼时的市场栖身于国家的阴影里 ， 而个人利益计算很少涉及交换或商业价值 。 希腊人享乐主义的演算是边沁式功利主义幸福考量的前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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