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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 七 )


18世纪和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们在笔下借用了享乐主义的演算对柏拉图进行挞伐 。 他们认为政治的中心是利益、快乐和福利 ， 而非柏拉图所说的 ， 福利的中心是品德 。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指出 ， 自然以及理性的行为皆由愉悦和痛苦决定 。 人们总是想着把快乐最大化 ， 把痛苦最小化 。 这是用效用来替代快乐和痛苦的一小步 。 后来功利主义者们的观点进一步发展 ， 任何给人带来满足的目标都包含在内 。 效率开始向内部转移 ， 对价值缄口不语 ， 对目标保持中立 ， 对方式却滔滔不绝 。 它对价值缄口不语是因为重要的是我认定什么有价值 ， 而不是什么对我有利；它对目标保持中立是因为重要的在于我的满足感是否增强了 ， 而不在于要达到什么目标；它对方式滔滔不绝是因为在给定价值和目标的情况下 ， 我能否做出高效率的选择 ， 这才是唯一能够评价的 。 随着话语的转向 ， 我们来到了现代 。
工业时代|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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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边沁
作为效用性或满意度最大化的效率与用来描述生产力增长的效率迥然不同 ， 但两者在公共话语中经常被混为一谈 。 生产效率需要某些外在的标准如工人们平均每天能生产多少个别针 ， 而功利主义的论断依靠的是内在标准满意度、效用性 。 也许在我们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大幅度削减了效用 。 举个例子 ， 以同样的成本我们可以比10年前燃烧更多的煤炭以产生更多的能源 ， 但是因此而来的雾霾笼罩使得乡村的乐趣大幅降低 ， 如果对我们而言乡村的乐趣比生产力提高更为重要 ， 那么效用就被削减了 。 如此一来 ， 生产效率的增加就是低效率的 。 用个人利益追求定义的效率概念比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生产效率”要宽泛得多 。 两者根本无法对等 。
这种效用性最大化的概念嬗变为当代的理性选择概念 。 用以主宰当今人类行为分析的至高设想是 ， 个体有偏好并且一般会做出理性、高效的选择以使这些偏好最大化可以方便地把它们归纳为效用 。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度假时必须在两个酒店之间选择一个入住 ， 我会对我的偏好进行衡量 ， 比较每个酒店可能的成本和优势 ， 然后理性地选择那个最有可能最大化我的满意度的酒店 。 即便实际上我们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出决定
（确实大部分人不会）
， 但这个理性决策制定者的形象已然矗立在市场动力学的核心位置 ， 而且也会逐步地进入我们对公共选择进行分析的中心地带 。
事实上 ， 现代对理性的思考已经缩小到对理性选择或曰效率的思考 。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尖锐地指出 ， 理性选择模式把人塑造成为“理性的傻瓜” ， 他们无法在价值观、利益、情感和承诺之间进行甄别 。 从柏拉图到笛卡儿 ， 没有人会承认这种理性的形象 。 换言之 ， 效率的令状已扩大至能纳入理性的地步 。
工业时代|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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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功利主义》 ， [印度]阿玛蒂亚·森/[美]威廉姆斯著 ， 梁捷 / 赵亚奎 / 王军伟 / 李华芳 / 刘云
雁 / 李晋 / 黄雄译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11年11月 。
理性高效选择的概念已经从个体公民迁移到市场里的消费者 ， 再到国家的领导层 。 无论主题是预防一场核战争还是一次恶劣的种族暴力 ， 学者们都会使用理性高效选择的概念来解释领导者们做出的决定 。
如果每个个体都把自己的效用性考虑最大化 ， 社会会变成怎样？边沁的思考直接从个体转向集体我们后面会发现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难题 ， 他把幸福描述成政治之不合格目标 。 边沁指出：“这个原则表明 ， 对所有那些利益攸关的人而言 ， 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人类行为正确而且合适的目的 ， 或者说是唯一正确、合适以及放之四海皆准的目的 ， 这里指的是所有情况下的人类行为 ， 尤其指行使政府权力的某个官员或者是一系列官员的行为 。 ”对政府的评判可以通过其产出幸福的能力 ， 或者说能否让数量最多的人群将快乐最大化 ， 将痛苦最小化 。 边沁的结论是 ， 衡量一个好政府的标准在于“其增加共同体幸福的倾向是否大于其削减共同体幸福的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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