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时代|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 八 )
与之前发扬亚当斯密思想的前辈们不同 ， 边沁对自由市场为最大数量的人群最大化幸福的能力表示担忧 。 他承认极端的不平等会抑制幸福的最大化 ， 因为富人从收入的某一幅度增长中获得的愉悦增长远低于穷人们的体验 。 边沁提出了时至今日非常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说：食用油价格降低当然是通过生产效率得以实现的 的意义对于一个住在最穷困街区的开罗人而言远远大于一个住在吉萨的富商 。 边沁切中的是效率概念中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只有不再可能通过降低某一个人的满意度来提高另一人的满意度时才能实现集体效率 。 边沁所提的外部标准到内部标准以及个人到集体的转换的观点在当代效率思考中仍占据中心地位 。 对个体满意度的强调赋予个体以能力 ， 而第二点个人效用最大化到集体效用最大化的转换难度非常大 ， 而且充满悖论 。 此类悖论之经典案例就是选举 。
除非我在选举这件事上获得了满足 ， 不然的话要我耗费资源去选举站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 因为我的选票是不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除非我在2000年11月的时候居住在佛罗里达州 。 如果我还得翘班去选举站的话 ， 选举就更不可能增加我的生产力 。 悖论在于 ， 如果所有的选民在效率计算时都这么想 ， 那就不会有人投票 ， 民主选举也会消失 。 个体有效的以及理性的决定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 。 我倒可以通过精确计算知道有足够多关心选举的加拿大人他们珍视民主以及投票权的行使会去投票站 。 我待在家里也很笃定 ， 民主能在加拿大存活 ， 我的计算会是对的 ， 我可以乐得轻松 。
读者诸君会注意到 ， 如果我重视投票行为本身的话 ， 这些悖论就会消失 。 还记得吗？如果被用作内在标准的话 ， 效率会对价值保持缄口不语 ， 对目标保持中立 。 当效率话语影响了公共讨论时 ， 个体对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和集体高效率结果之间的差距会导致公共产品服务出现周期性的严重问题 。 私有的利益会产生社会成本我待在家里不参加选举 ， 而社会利益则往往要求私人做出牺牲我要缴纳更高额的税 ， 这样我们当地的湖泊才能得到清理 ， 恢复生机 。 这些“集体行为”的问题只有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才能解决有时候甚至只是得到控制而已 。
功利主义者们在谈及普遍的个人利益追求时提出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论断 ， 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 。 我们当代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 那些功利主义者们居然是激进分子 ， 而且许多人有积极推动变革的政治计划 。 麦吉尔大学的阿克赛尔·范·登·伯格
（Axel van den Berg）
有如下精彩评述：
今天的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到对有些人而言尤为如此 ， 他们眼中的世界分裂成穷苦大众和公司剥削者两方曾几何时“自由”市场的信条也具有如此深刻的属性 。 但确实如此 ， 而且是刻意为之 。 在一个自我约束的市场里 ， 只要觉得合适 ， 人们就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 ， 毫无被教会或国家干涉之虞……这个理想本来就准备让人理解为一个显著的的信条 。
斯密和边沁提出的普遍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在过去是在现在仍是非常激进的 。 这些概念的初衷就是颠覆当权派的政治威权 。 有很多思想家 ， 从亚当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当代对国家的批评者 ， 都把个人利益追求看作遏制那些追求荣耀和光辉的君主、贵族和宗教权力最有希望的手段 。 伴随着个人利益的追求滋生了“自由的”市场 ， 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指出 ， 这是“能抑制统治者们的独断专行和过度权力游戏”唯一可靠的办法 。 有些人
（比如亚当·斯密）
认为留给政府的空间极小 ， 而功利主义者们
（比如杰里米·边沁）
则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对控制政府的“无生产力”的传统精英阶层进行攻讦 。 由此开始了一段轻声哼唱的副歌 ， 到了我们的时代这段旋律竟然发展到令人崇拜的高度：效率成了攻击公共产品提供方即政府的暗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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