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四 )



纪录片《关塔那摩之路》剧照 。
就如在2004年美国爆出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中 , 朱迪斯·巴特勒便以“脆弱不堪的生命”指出当那些被关押于此的囚犯在失去了“人”的资格后 , 对其的羞辱和虐待本该产生的道德与情感上的制约便会消失 。 也正是在这里 , 巴特勒让我们注意“谁是‘人’”且能得到承认这个问题背后所隐藏的霸权和暴力 。 在“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中往往存在着隐秘的“非人化”倾向 , 而使得对后者的伤害变得名正言顺且可被接受 , 也更不必再提同情或是对他人痛苦感知的能力 , 而由此撕开在普遍人性和人权之下的局限与阴暗之处 , 以及我们情感能力所受制的框架与模式的封闭 。
虐待和虐杀动物 , 因为它们非人 ,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宽宥?
但其实它与虐待和虐杀人之间有着紧密的意识形态联系 , 即“非人化” 。 而也不正是因为觉得伤害“非人”的——如动物等——是可被接受的 , 而出现了肆无忌惮的暴力和虐杀吗?即使在亲密关系中 , 共情能力的匮乏以及对对方的“非人化”贬低而使其愤怒、不满、私欲和暴力变得为所欲为 , 而当外界对此或是冷眼旁观、或警察以“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搪塞渎职 , 以及主流性别制度中有害的男性气质被鼓励和弥散时 , 便会导致这些虐待心理和行为不仅无法得到禁止和改正 , 还可能变本加厉 , 最终造成对受害者的更大伤害 。
在评论虐杀动物时 , 人们常常强调施虐者的道德素质低下 , 情感——尤其是共情和理解他人他物痛苦能力——的匮乏 , 但无论是道德还是情感 , 都并非先天之物 , 而是诞生于个体成长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之中 。 施虐和暴力或许是个体的行为 , 但我们却不得不追索导致这些个体行为诞生的更为多元且复杂的原因 。 因为虐待——无论是对动物还是人——中潜藏着更为社会性的系统问题 , 从个体的成长与教育到家庭、两性关系与性别制度 , 作为群体的社会人际和生活 , 以及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的种种摩擦与冲突 。
作者 | 重木
编辑 | 走走 罗东
【新京报|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校对 |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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