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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凤梨研究所|中国“芯绞痛”缘起：错失的黄金三十年( 二 )


日本和后来韩国、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兴起 ， 都曾得益于美国的技术和产业转移 ， 源于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后 ， 再反过来支持美国电子工业——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 ， 自然是被严防死控的对象 。
当时有一个名声赫赫的专门组织叫「巴黎统筹委员会」 ， 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搞禁运 ， 其中盯得最紧的就是中国 。 四类禁运清单上 ， 中国独占一单 ， 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禁单项目还多出500余种 。 上世纪90年代 ， 「巴统」解散后 ， 又有《瓦森纳协议》补位 ， 做出N-2的审批原则 ， 即输入中国的任何技术 ， 都比西方国家晚至少2个世代 。
【黑凤梨研究所|中国“芯绞痛”缘起：错失的黄金三十年】 在这种长期被封锁的状态下 ， 中国人一直是关起门来自己琢磨半导体 。 自力更生搞半导体并不容易 ， 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 ， 大批科学家被批斗下放 ， 只能在扫厕所之余偷偷做一些理论研究 。
中日两国的蜜月期 ， 成为70年代中期一次中国差点抓住的机遇 。 1973年的这次考察有个意外收获 ， NEC表示愿意将全套先进的3英寸芯片生产线转让给中国——这是我们引进集成电路先进生产线比较近的一次机会 。 如果当时引进这条生产线 ， 我们或许将比台湾地区早3年、比韩国早5年开展COMS工艺批量生产 。
当时NEC的出让报价是：一种工艺技术及全线设备3000万美元 ， 两种工艺及设备4000万美元 ， 三种工艺及设备5000万美元 。 但当时我们的情况是 ， 最多只拿得出1500万美元 。
缺钱 ， 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中拖后腿的重要因素 。 1966年至1995年间 ， 我国对半导体累计投资仅有5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 ， 举国30年间的总投入 ， 不及国外一家大公司一年的资金投入 。
王守武回国后 ， 向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钱学森汇报情况 ， 钱学森却表示有心无力 。 当时正是四人帮闹得最凶的时期 ， 四机部老部长王诤因为「蜗牛事件」再次被迫害 ， 四机部大院里贴满大字报批判「洋奴主义」 ， 引进外国技术 ， 被江青等人认为是「事关国格」的路线问题 。
这样的背景下 ， NEC的全套设备和技术当然是买不成了 ， 折中方案是由国内7家单位分别从日本和美国购买单台设备散拼生产线 ， 但实际上都无法进行MOS电路的规模化生产 。 直到1988年 ， 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与比利时贝尔合资建厂 ， 中国才算是初步建成规模化的MOS电路生产线 ， 整整蹉跎了15年 。
动乱、封锁、缺钱 ， 让那个年代的中国电子工业人 ， 面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只能望洋兴叹 。 钱学森晚年曾经感慨道：
「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 ， 我们得到很多 。 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 ， 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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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炼半导体
60至70年代 ， 国内掀起一股「半导体热」 。 各省市纷纷兴建电子厂 ， 争相上马集成电路项目 ， 一时间全国建起了40余家集成电路工厂 。
在文革全民狂热的时期 ， 甚至出现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炼半导体 。 为了打破「尖端迷信」 ， 报纸上还专门以老太太在弄堂里拉扩散炉搞半导体作为宣传典型 ， 进行长篇报道 。
这场群众大炼半导体运动的最早理论来源 ， 是陈伯达在文革前夕提出的「电子中心论」 ， 也算是中央高层领导中对新技术革命最早的领悟者 。 1965年 ， 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 ， 邓小平指出：
「中国人口多 ， 底子薄 ， 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 ， 还是一切照旧 ， 稳当一点好 。 」
1970年的庐山会议 ， 陈伯达倒台 。 「电子中心论」也成为《****》公开批判的对象 。
但这毕竟只是荒唐年代的一段荒唐插曲 。 60-70年代半导体火爆的主要原因 ， 还是因为「巴统」对中国实施封锁 ， 中国的电子工业只能靠自己生产的元器件来配套——当时国内一块与非门电路价格高达500元 ， 在利润驱动下 ， 各地集成电路项目一哄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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