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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二 )

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藏族姑娘拉姆 。当许多讨论涉及在《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四年的当下却依旧出现如此多的家暴和虐待事件得不到有效处理时 ， 我们也不能忽视拉姆前夫的虐待心理与行为为何无法修正或被阻止的原因 。 在某种程度上 ， 就如虐待动物一样 ， 家暴同样是一种有预谋的行为 ， 施暴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对方带来的身体与精神伤害 ， 以及通过这一行为得到泄愤的快感 ， 并且由此建立起自身的统治地位 ， 到头来还不必为此受到惩罚 。因此 ， 在由暴力所支撑和塑造的虐待行为和心理便成为个体所依赖以及所掌握的最有效武器 ， 利用其达到自己的目的 。 而在男性群体内部 ， 这一看似古老实则潜流不止的性别气质始终存在 ， 即以暴力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外在表现 ， 而由此塑造出霸权性男性气质 。 而由于其内涵中存在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和统治欲 ， 便使其轻而易举地可以转变为虐待心理和行为 。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美国电影《煤气灯下》剧照 。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也正因此 ， 我们便会发现在相似的情况下 ， 男性施暴者远远多于女性 。 在1944年美国电影《煤气灯下》与2001年的国产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 ， 前者的丈夫采取各种细微的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可怖的生活环境 ， 以此折磨妻子的身体和神经 ， 最终使其濒临崩溃而能够为其所控；后者的丈夫则家内家外两张面孔 ， 外面的“好男人”与家内对妻子施暴的虐待者形象完美地融于一体 。3“非人化” ，是虐待人与动物背后共同的心理就如美国纪录片《面具之内》所指出的 ， 具有强烈侵略性和暴力性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就像一张面具 ， 每个人都必须戴上 ， 才能在主流的性别制度中占据有利的统治地位 ， 而要达成这一点便需要把面具内化的同时也渐渐排斥那些被认为是低下和女性化的性别气质 。 因此 ， 当这些男性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欲望时 ， 剩下的也就只有他们一直被强化和鼓励的暴力手段 ， 通过最原始的个体的自然力来获得自身的欲求 。 而这一行为自始至终都被看作是正常的、是一个“真男人”该有的样子 ， 从而失去了反思和改变的力量 。正是这些制度性的结构 ， 使得我们其实不必再去寻找“魔鬼” ， 在最普遍且日常之人的身上 ， 就可以被塑造和规训为施虐者而行魔鬼之事 。 在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所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 ， 不正是揭露了环境对个体所能产生的影响和形塑能力吗？即使是谦谦君子 ， 在普遍且特定的环境下都可能行虐杀之事 。 传统性善性恶的预设在此也失去根据 ， 而让我们发现施虐者可能正是每一个普通人 。 因为伤害弱小者一方面不需要复杂的谋划或能力 ， 另一方面也因为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 使得它成为满足私欲和进行自我膨胀的最简易手段 。与此同时 ， 在虐待心理和意识中 ， 对于被伤害者的“非人化”也使得施虐者不会为此受到道德和情感——超我（即作为社会规范的大他者）始终监视着每个人——的制约和愧疚 ， 更不要说当他们虐待的是猫狗这些本身就非人的动物时 。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 译者: 安尼 ，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在纳粹搜集、运送、处理和杀害犹太人时 ， 我们发现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在把犹太人“去人化” ， 即利用诸如杂草、货物与经济行为等方式来对其物化 ， 最终使得杀害他们——就如鲍曼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指出的——就好似除去花园中的杂草般 ， 不会引起或造成任何的心理、道德与情感上的不适 。 发生在各个集中营中的羞辱、伤害和虐待也便大面积地出现 。 而当那些纳粹在战后回答检察官质问为什么时 ， 他们其实已经对这个问题本身失去了理解能力 。 阿伦特在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便指出 ， 当传统的律令“汝不可杀人”变成“汝必须杀人”时 ， 前者便成了非正常状态 。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纪录片《关塔那摩之路》剧照 。就如在2004年美国爆出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中 ， 朱迪斯·巴特勒便以“脆弱不堪的生命”指出当那些被关押于此的囚犯在失去了“人”的资格后 ， 对其的羞辱和虐待本该产生的道德与情感上的制约便会消失 。 也正是在这里 ， 巴特勒让我们注意“谁是‘人’”且能得到承认这个问题背后所隐藏的霸权和暴力 。 在“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中往往存在着隐秘的“非人化”倾向 ， 而使得对后者的伤害变得名正言顺且可被接受 ， 也更不必再提同情或是对他人痛苦感知的能力 ， 而由此撕开在普遍人性和人权之下的局限与阴暗之处 ， 以及我们情感能力所受制的框架与模式的封闭 。虐待和虐杀动物 ， 因为它们非人 ，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宽宥？但其实它与虐待和虐杀人之间有着紧密的意识形态联系 ， 即“非人化” 。 而也不正是因为觉得伤害“非人”的——如动物等——是可被接受的 ， 而出现了肆无忌惮的暴力和虐杀吗？即使在亲密关系中 ， 共情能力的匮乏以及对对方的“非人化”贬低而使其愤怒、不满、私欲和暴力变得为所欲为 ， 而当外界对此或是冷眼旁观、或警察以“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搪塞渎职 ， 以及主流性别制度中有害的男性气质被鼓励和弥散时 ， 便会导致这些虐待心理和行为不仅无法得到禁止和改正 ， 还可能变本加厉 ， 最终造成对受害者的更大伤害 。在评论虐杀动物时 ， 人们常常强调施虐者的道德素质低下 ， 情感——尤其是共情和理解他人他物痛苦能力——的匮乏 ， 但无论是道德还是情感 ， 都并非先天之物 ， 而是诞生于个体成长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之中 。 施虐和暴力或许是个体的行为 ， 但我们却不得不追索导致这些个体行为诞生的更为多元且复杂的原因 。 因为虐待——无论是对动物还是人——中潜藏着更为社会性的系统问题 ， 从个体的成长与教育到家庭、两性关系与性别制度 ， 作为群体的社会人际和生活 ， 以及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的种种摩擦与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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