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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施东辉：中国资本市场需破除指数崇拜症

在我们开始摒弃GDP至上理念 ， 开始追寻更健康的经济发展的今天 ， 对股市的“指数拜物教”也可以休矣 。 监管机构应顶住压力 ， 保持定力 ， 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 ， 特别是要避免事关市场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在方向上“左右摇...
2020年 ， 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发展30周年的辉煌时刻 。 回望30年发展轨迹 ， 重温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从无到有 ， 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 堪称一部恢弘巨著 。
站在30年的节点上 ， 总结过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 才能让资本市场走得更好 。 与此同时 ， 探讨新历史机遇下的发展战略 ， 则为未来指明方向 。
经验、教训、展望 ， 这是三个并不容易回答却又不得不去思考的宏观大题 。 近日 ，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专访了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上交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原所长施东辉 ， 就上述话题进行了探讨 。
施东辉拥有23年证券市场从业经历 ， 他于1997年4月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 ， 先后担任研究中心研究员、基金市场部总监、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 ， 现任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
他参与过诸多市场重大改革举措的方案设计和实践 ， 兼具监管经验和学者的研究视野 。
30年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2020年 ， 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发展30周年的辉煌时刻 。 视觉中国
《21世纪》：回顾中国资本市场走过的30年 ， 你认为有哪些重要的经验？
施东辉：第一 ， 立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 实现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 中国资本市场从诞生之时起 ， 就紧密服务于中国经济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需要 。 2006-2008年 ， 资本市场为当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并上市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 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和去年科创板的设立 ， 优化了中国整个创新创业投融资体系的生态系统 。 过去30年来 ， 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共筹资约13万亿元 ， 这些资金注入了各行各业的企业 ， 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 与此同时 ， 借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 中国资本市场在30年中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 。
第二 ， 以渐进式改革调整复杂的利益关系 ， 突破资本市场发展阻力 。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渐进的模式进行的 ， 即在暂不打破传统体制的前提下 ， 先建立新体制经济 ， 并逐步扩大其规模 ， 再用后者来推动前者的改革 。 资本市场发展正是这一改革战略的典型体现 。 在成立之初 ， 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 ， 在股权结构安排上引入了国有股、法人股和公众流通股 。 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 ， 先通过试点审慎探索 ，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 实现了政府统一组织和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的协调 。 在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这一资本市场重大基础制度的改革过程中 ， 也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路径 ， 设计了从发行、上市、交易、监管 ， 包括退市等一系列的制度体系 ， 在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先行先试 ， 希冀总结经验后再移植到其他存量市场上 。
第三 ， 大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 在市场运行、市场服务和市场监管方面提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方案与实践 。 中国资本市场没有传统制度文化和历史包袱的束缚 ， 从成立之初就大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最新成果 ， 建立了全电子化的交易和结算体系；2004年末 ， 沪深证券交易所在全球率先推出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近年来 ， 监管机构和沪深交易所不断加大一线监管的基础建设 ， 根据国情创造了中国特有的资本市场监管方式 ， 如“看穿式监管”等做法 ， 国际市场对此多有借鉴 。
《21世纪》：经验之外 ， 30年中又有哪些值得总结的教训？
施东辉：第一 ， 总体上看 ， 与中国经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不同 ，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更多地体现为“无效市场+有为政府” ， 市场发展的行政化驱动特征明显 。 理论界一般认为 ，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即所谓“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 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 。 以这个经验来对照 ， 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 恰恰是源于无效的市场加上“越来越有为”的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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