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看来，项羽不能纳谏、不会用人的背后，和他主观上的一个致命弱点“沽名”有关。“沽名”与“钓誉”相连，即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谋取名誉。项羽经苦战消灭了秦军主力，入关后与先入关中的刘邦军队发生矛盾，可他“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40万对10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鸿门宴上优柔寡断，阻止部下诛杀刘邦，演绎了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项羽“沽名”，换来的不是“虚誉”，而是掉脑袋。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派出和谈代表，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国际上也有人鼓动我党同意这个方案。但毛泽东断然予以拒绝，决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毛泽东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名句，就饱含了毛泽东读《项羽本纪》的深切感悟：对狡猾凶残的敌人决不能优柔寡断，宽容姑息。一日纵敌，千古遗患。对已成“落水狗”的敌人，只有穷追猛打，才能避免功败垂成，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其父司马谈任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就在他继承父亲遗志，专心写作史书时，发生了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事件。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匈奴，事出有因，就为其辩护，想不到触了汉武帝的逆鳞，被捕入狱，遭受残酷的腐刑。后获释出狱，任中书令。面对天降大祸，志向高远的司马迁包羞忍耻，历经十余年努力，终于在53岁时，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史记·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信中，他向任安敞开心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之所以接受腐刑、隐忍苟活，不是贪生怕死，舍弃名节，而是追寻前贤“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足迹，处逆境而发奋，“述往事，思来者”，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作。
◆司马迁。
毛泽东一生尤其是早期历尽磨难，他对司马迁的处境和情感，心有灵犀，十分赞佩。在1962年1月3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引用《史记·报任安书》中的内容，并加以发挥：“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做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身边工作人员又谈到“逆境”“挫折”对人的锻炼。他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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