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拥刘方面，毛氏的用心之处就很多，例如陶谦欲让徐州给刘备，刘备坚持不受，毛氏认为：「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也？为假辞也？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47]对于刘备三辞徐州之举，其实毛氏自己也在怀疑，「为真辞也？为假辞也？」便是他的疑惑，他的内心虽然矛盾，但刘备作为他拥护的对象，他必须要为其找台阶下，「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就是他的理由。在文本中，除了刘备外，也有几个重要人物有相同的情况，首先是诸葛孔明，当刘备三顾茅庐欲请孔明出山相助时，孔明一开始也是说：「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后来在刘备声泪俱下的苦求后，孔明见其意什诚，才答应出山相助，最后孔明果然成了刘备的首席军师，在往后的征途为之筹谋划策。其次则是曹操，建安21年，群臣表奏献帝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也是上书三辞，后来因献帝三次下诏不许，曹操于是接受册封。在这其中，姑且不论献帝、曹操两人之间是否是真心还是假意，但经历了这个过程，曹操在朝廷中的地位的确更加稳固。正是因为文本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毛氏的论点才有了基础，也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又如刘备携民逃难之时，见百姓流离失所、骨肉分离，不禁悲从中来，即欲投江寻死，对此，毛氏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实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第41回夹批)从上述可知，毛氏不仅替刘备辩护，也达到了贬抑曹操的目的。虽然同样都是假，但毛氏在为作者完善「拥刘反曹」的著述意识影响下，还是利用了评点对刘备此举加以补充说明，并拿曹操来比较，借以淡去刘备作假的一面，反而以「百姓偏不以为假」来达到「拥刘反曹」的目的。毛氏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藉由评点代替文本中百姓的回答，其手法高明，由此可见。
最后，毛氏曾言：「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48]。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49]他是遵循朱熹同以蜀汉为正统，换言之，以刘备为首的蜀汉理所当然是其拥护的对象，至于僭国者吴、魏，尤其是曹魏则是其批判的目标。因此，毛氏藉由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把作者的著作意识加以扩大强化，使后来的读者于阅读文本的当中，能直接明白作者的用意并接受它，这就是毛氏评点对于完善作者著述意识最大的贡献。
伍、结论
经由前文的探讨，我们了解，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作者本身有意识的作为，其一字一句都注入作者的想法，换句话说，文学作品里所蕴含的思想、意义，都是作者所注入的主观意识。因此，想要了解作者的著述意识，从其作品里来着手是最直接的，但是，要探索作者的意图并非那么简单，尤其是作品《三国演义》。因《演义》为一独特之体例，其内容即在于演述历史，其并非正史典籍，然较之于其他文学(或非文学)作品，其更具有历史性、更贴近于历史。[50]
因此，这对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产生制约作用，毕竟从历史中取材，故不能太偏离史实，所以作者本身的著作意识会受相当程度的影响。毛氏的评点正是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加以强化，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拥刘反曹」及「忠义思想」两方面。本文所以会从人物死亡描写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著述意识，主要是笔者见于在《三国演义》里登场的人物何其多，不管是对文本情节发展的需要，还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人物的死亡，常常带有很强的震撼力，尤其是一些重量级人物的死亡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描写文本中人物的死亡时，难免会渗入自己的著述意识，于是笔者试图从这个角度(人物死亡描写)把作者的著述意识稀释出来，并呈现毛氏如何利用评点对此来加强和说明，进而为《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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