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br> 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十二：国权宪法( 四 ) 原标题：护国

在批评王宠惠主权在民观点的同时，蔡锷提出了其主权在国的主张。他认为，国家主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与国家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无主权即无国家” 。因此， “主权之所在应属于国家，不应属于人民。 ”在他看来,“国家之目的，在于为人民谋幸福；虽欲为人民谋幸福，必先为自己本体谋生存发达。使主权属于国家，则国家因谋自己之生存发达，可以敌国开战，而牺牲人民之生命；可以公用征收，而牺牲人民之财产。牺牲人民以巩固国家，即人民亦与有幸福焉。 ”因此， “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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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以击椎生笔名发表的《读王君亮畴》

在全面阐述其主权在国的观点之后，蔡锷再次强调其国权主义宪法，并提出扩大总统的权力， “宜以紧急命令、紧急财用权、解散议会权属之大总统，而任命国务总理及其他国务员，可不必规定” 。他认为， “紧急命令者，代法律之命令也。盖其事本应以法律规定，但当变生紧急，公共之安全不保，灾厄甚巨，又值两院闭会，不能召集各议员，若欲必拘守常例，先交国会议决，则惟有束手待毙而已。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唯免不发生此种危难；加以交通不便，呼应不灵，虽欲召集各议员而有所不能；苟不与大总统以发此种命令之权，于国利民福实所难保。 ”因此，他建议民国宪法“直宜采普、日宪法之规定，曰：大总统为保持公共之安全及避其灾危，视为紧急必要，于两院闭会不能召集，得发不反于宪法代法律之命令，但于次会期必提出于国会，求其承诺；若不承诺，政府须公布其对于将来无效力” 。同时，他还认为， “紧急财用之权，其不可不归之大总统者，盖当紧急之时，既可宣告戒严，且可发代法律之命令。苟适值财政支绌，欲商之国会而国会且不能召集，欲遵预算而预算实不敷用，将坐以待毙乎？无是理也。惟以筹措权归之大总统，而后能得财用之活动，不至枯竭以死。其精神实与宣告戒严及发紧急命令之权相一贯，而为事实上所不可缺者。 ”因此，他建议民国宪法“采用日本宪法之规定，曰：大总统为保全公共之安全，有紧急需用，因内外情形不能召集国会，得发命令为必要之处分；但应于次会期提出于国会，求其承诺” 。对于总统解散议会权，蔡锷认为“在采责任内阁制者所必有之规定。何以故?以此制之结果，在议会有弹劾政府之权，即政府亦宜有解散议会之权，而后两权得其平均，互相钳制，则行政部不至压迫立法部，以肆专横；立法部不至阻碍行政部，以图破坏” 。基于此，蔡锷主张在宪法中“宜规定一条曰：大总统于国家安宁幸福认为必要，得解散国会之一院或两院(采比利时宪法之规定)；但解散后，须于三月内行[重]新选举，选举终结后二月内开会。又连类以书曰：大总统得令两院停止会议，但停止日期不得过十五日；一会期中，不得停止二次以上。且于第六十五条召集临时会之外，再规定一条曰：国会闭会中，各院议员过半数请求召集临时国会，大总统须为召集” 。同时，蔡锷还提出， “美国采无责任内阁制，政府与议会各于其权限内独树一帜，不相为谋。故议会不能弹劾政府于施行政治之后，无妨参与同意于总统用人之先。若既采责任内阁制，则议会对于政府之失败，质问之、弹劾之皆可。投不信任之票，及不议决政府之预算、决算案亦可。无论行何道，皆足以使其去位。其监督于行政后之方法亦正多途，而何必于用人之先，预为防范，致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 ……故宪法之规定，宜曰：大总统任命文武官吏，而不附以何等之制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