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英雄”的历史与家国( 二 ) 盖琪从大众文

如前所述，功夫对于香港而言，联结着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而其对于当代中华民族而言，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同样能够指向一种“全球华人认同” 。因此，近代功夫英雄就自然成为重建国族认同的优秀“代言人” 。

而如果从大众文艺发展的角度去看丽的版《霍元甲》，以及以其为开端进入内地的第一批“近代功夫英雄”影视作品的话，其总体上的影响更在于——开辟了“身体民族主义”的叙事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古典的“功夫身体”成为建构现代国族认同的最主要载体，而前现代的肉搏（主要是对敌人的肉体惩戒场面）成为宣泄民族情绪、实现民族尊严的最有效手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一个看似颇为“反现代”的“现代性视角”恰恰呼应了主导意识形态的重塑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革命话语和阶级话语的淡化，主导意识形态迫切需要新的核心话语，担负起凝聚社会共识、推论政治合法性的任务。这正是民族主义话语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香港影视中的近代功夫英雄叙事以身体承载民族话语的倾向，就成为了深受内地欢迎的“政治正确”的选择，而且长期影响了内地影视在民族主义叙事上的基本修辞方式。

这种修辞方式在丽的版《霍元甲》中已经十分明显：即在近代严酷的生存竞争中，中华民族由于落入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的劣势境地，所以丧权辱国、饱受欺凌，而功夫英雄在这种境地下出场的意义则在于，可以暂时抛开现代性的发展逻辑，以前现代的肉搏争回片刻的尊严。从彼时响彻内地大江南北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种修辞所诉诸的情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