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 三 ) 鲁迅、韩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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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医院三部曲”

神思，悬想，圣觉

1907-1908年鲁迅在日本写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系列文章，思考维新知识分子面对西学衝击的因应之道。《摩罗诗力说》更进一步指出文学介入“人间情况”的枢纽意义。鲁迅强调“别求新声于异邦” 。这样的新声非摩罗诗人莫属。摩罗诗人最重要的能量即在于“撄人心” 。

摩罗诗人虽然来自异邦，鲁迅却将其谱系嫁接到中国传统，并以“新神思宗”作为命名。 “神思”源出《文心雕龙》，所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但鲁迅的用法则与欧西浪漫主义挂鈎，他心目中的摩罗诗人挣脱温柔委婉的“情”“志”传统，而淹然有郁愤之情，叛逆之志。相对于传统诗学的思无邪，鲁迅的“神思”极致处是“思有邪” 。换句话说，新“神思”成为一种时代精反抗神的体现。相对兴观群怨，鲁迅要发出“真的恶声” 。另一方面，鲁迅又在古希腊文化中发现“神思”另一源头——神话。《摩罗诗力说》写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 。文学的不用之用在于“涵养人之神思” 。《科学史教篇》肯定希腊“思理之士” ， “研索天然” ，不仅发现科学的“真源” ，也同样见证“神话”的勃兴。也因此，在《破恶声论》里有了“僞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