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 五 ) 鲁迅、韩松与

“悬想”与“神思”这些观念看似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追求——启蒙、理性、科学——背道而驰，但鲁迅别有所见。在他的视野里， “神思”神游物外，以匪夷之所思引领叛逆想像， “悬想”出虚入实，搁置视为当然的成见，重新发掘事物的真相。两者都强调历史当下的无明与因循，无法以理所当然的科学啓蒙所解脱，而必须涉及想像力的介入，以否定辩证方式演绎人与世界的密切关係。这一介入的方法付诸实践，就是“文学” 。

科学，玄学，与“悬学”

鲁迅以的“悬想”与“神思”所发展出文学观在五四时期及以后却并没有受到重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强调写实/现实主义，以文学作为反映世界，针砭人生的法宝。蕴于其下的科学语境不言可喻。学者从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到郭颖颐(D.W.Y.Kowk)等早已指出早期现代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当科学被无限上纲为解释并实践现代性的唯一法门时，其内容或实践的得失如何反而无关紧要。

唯科学主义论述在五四之后引起种种反思，以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科学与玄学（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最为受到瞩目。论战最激烈处，丁文江直指张君劢及其从者为“玄学鬼” 。与此同时，左翼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唯物史观批判。

林毓生先生讨论“科学与玄学”论战指出，尽管这两派壁垒分明，但叫阵之馀，他们其实无视所共同享有的立场：那就是，他们都承袭了五四奉“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全权方法。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泾渭分明，却都自认据有绝对正当性及合理性。尤有甚者，他们所根据的论述逻辑基本都是唯科学主义奉行不疑的归纳法。林毓生反问，在主观和客观、直觉和方法之间设下不可逾越的红线，他们果然能够将心目中的“科学/玄学”贯彻始终么？假设、拟想和想像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