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分析哲学( 二 )

但是，早期的分析传统恰恰没有提到这一点是源自罗素的。雷丁提醒我们，通向黑格尔的整体论之路的第一步已经由康德迈出，康德与语义解释和逻辑解释的传统法则决裂，坚持判断是初始的东西。他在理解特殊表象和一般表象、直觉和概念时，仅仅是根据它们在判断中所起的作用来理解(我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判断是责任的最小单位，所以判断第一性应该被理解成是康德已经为心灵哲学和语义学所提供的规范转向的直接结果——而这是我在另一个场合描述的内容③) 。弗雷格以他的“语境原理”形式接受了康德的这一思想：只有在句子的语境中名称才具有所指。早期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将句子看做起着这种著名的作用，先是将句子看做意义的最小单位，后来将句子看做语言的最小单位，可被用于语言游戏活动。由于其他诸如卡尔纳普和C·I·刘易斯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曾经对罗素起过激励作用的经验主义-原子主义的思潮，与严肃的新康德主义共存共荣且深受其影响，甚至在像卡尔纳普和刘易斯这些人那里也没有形成将命题内容看做主要属于语义解释一类的东西。雷丁自信，分析哲学中康德-弗雷格-维特根斯坦流派开辟了一块场地，在该场地上最终可能重建与黑格尔的友好关系。

我认为对此他所言极是。但是我也认为，继续描述雷丁所着眼的分析运动的早期历史之外的东西，有助于使这种描述更为完美。原因在于，康德将判断提升到逻辑-语义这一引人注目的地位，此举只是摆脱原子论的传统解释次序而走向黑格尔的彻底整体论的第一步。藉判断而非概念，黑格尔不是勉强踏上传统解释次序的征途；他使它脱胎换骨，不但根据判断来理解对象和概念，而且根据它们在推论中的作用来理解判断。并且，正像在康德之后的分析哲学传统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某些哲学家一样，其他哲学家进一步走向黑格尔所开辟的整体论道路。实际上，所有这些思想路线都已经被用美国古典实用主义传统描绘：不仅经验主义-原子主义的这条路线(詹姆斯的彻底一元论思想) ，而且康德(皮尔士)这条路线，甚至黑格尔(杜威和皮尔士)这条路线。奎因，既继承了这个传统(通过他的老师C·I·刘易斯，后者本身是詹姆斯和黑格尔派哲学家乔塞亚·罗伊斯的学生) ，也继承了逻辑-分析传统。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将意义的最小单位不仅看做命题，而且看做他称之为的“整体理论”：人们所相信的一切事物，以及使事物相互联系起来和使其他可以相信的东西联系起来的推论联系。戴维森深化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探究了它给分析传统最为关注的许多话题带来的影响。对于这个时期即将在哲学上崭露头角的哲学家来说，这条思想路线的影响可能是极其广泛的，以致有些人如杰里·福多可能藉某种证成把他对语义原子论的再断言看做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通过这种联系，回忆某些思考推动奎因赞同这场整体论运动，这是非常有趣的。他的口号是“本质脱离物而依附词时成为意义” 。这句名言表示本体论问题变成语义学关键问题标志着语言转向。奎因之所以拒绝本质是因为他拒绝将本质当做可用真势模态词汇来表述的最终不可理解的东西(用另一个雅致的短语说，他不接受模态逻辑，因为它至多也就是“引起理解的幻象”而已) 。他这样做基于两条理由。首先是他和经验主义藕断丝连，甚至在他拒绝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之后。就模态本身而言，他认为“休谟的条件乃是人的条件” 。其次是新逻辑，在奎因使之完美的后弗雷格的、前克里普克的、罗素的发展阶段，尽管奎因使之变得完美，但不具有从语义学上论述模态的表达谋略。由于这些原因，奎因不得不拒绝区分内在联系与外在联系：它们对于事物的同一性是根本的和它们对于事物只是偶然的(在布拉德雷的例子中：梯子横档与扶手的联系是梯子的内在联系，而它与它所靠的墙的联系是外在联系) 。因为奎因所拒斥的经验主义教条之一是它的语义原子主义，所以，实质上，他不可能通过把所有这些联系视为外在的，从而仿效罗素(和《逻辑哲学论》)对他对这种区分的拒绝作出回应。结果是他面对一种彻底的语义整体论畏缩不前，因此全部推论关系被看做是由句子的意义以及(所以)还有句子含有的项和谓词构成的——正像实质上所有存在都是内在联系一样。从反事实的-支持意义上说，他在保持与罗素式的逻辑相一致的过程中，试图规避怀特海称之为的“失去对比的推理谬误” ，没有从外延上将推论关系理解成模态上的强势，但是即便如此，语义整体论仍然大行其道。

照我看，这一发展说明一种动力在作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而罗素和摩尔已经提醒我们提防这种动力。因为他们为新分析运动精心建立的斗争信念没有仅凭对黑格尔的拒斥来界定它的信条。他们将自己所反对的唯心主义的衰微理解为始自康德。他们怀疑的是，人们不可能洞开分析哲学受人敬仰的天国之门而让康德悄然而入，旋即关上它而将黑格尔拒之门外。奎因的例子与雷丁所反复提到的某些当代发展，二者均表明他们可能证明是正确的。依我之见，在这种联系方面，重温康德只是新近才重新制定分析的准则，这是发人深省的。总的说来，罗素和摩尔对黑格尔的诸多指责一直成为学界的不二之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它们才被斯特劳森和贝内特对康德理论哲学的研究和使用，以及罗尔斯对康德实践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他1970年发表的《正义论》)所动摇。自那时以降，我们见证了若干代学者关于康德的一流的分析研究。时至今日，星移斗转，我们看到了雷丁称之为分析哲学圈内“黑格尔思想的复归”所引起的最初轰动。按照我的猜测，黑格尔对于康德的解读恰恰是太有趣了，一旦康德孤身走向舞台中心(折断经验主义的翅膀) ，就会成为解读者的弃儿。威尔弗里德·塞拉斯就曾明言，他希望他的著作的影响将会使分析哲学开始从它的休谟阶段走向它的康德阶段。并且罗蒂将我的研究和约翰·麦克道威尔的研究的特点，刻画成是潜在地有助于使分析哲学开始从它的早期康德阶段必然走向黑格尔阶段。这乃是雷丁所刻画和促进的发展(就对待黑格尔而言，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总不免有落井下石之嫌) 。维特根斯坦是在这种转折点上的一位有趣的人物。因为，如果我们考虑抬高康德的命题内容和黑格尔富有意向性特征的规范性社会理论的地位，那么，我们就可将《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做一位新康德主义者，而又不像康德那样和经验主义藕断丝连，并且就可将《哲学研究》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做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而又不像黑格尔那样复兴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