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分析哲学( 四 )

在《分析哲学与黑格尔思想的复归》这本专著中，雷丁的目的之一在于强调不但康德对黑格尔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亚里士多德对黑格尔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他可能宣告了麦克道威尔方法的诞生。他在关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麦克道威尔论实践智慧与“评价性的理性动力学”这两章中做得近乎完美。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恕不赘述，在这里(而且不仅仅在这里)我始终着眼于理论语义学的、逻辑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把从实践哲学产生的问题放在一边。雷丁对黑格尔始终在琢磨亚里士多德非常感兴趣，这主要展示了一条贯穿于雷丁这本书中的红线，最终关注黑格尔在词项逻辑的亚里士多德传统领域所作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不关注那被雷丁(多少带有点误导性地)称之为“命题逻辑”的现代语境。到目前为止，在我的评论中我所用心的是，当人们从黑格尔的整体论与罗素的原子主义和唯名论之间的张力观点看待分析哲学和黑格尔时，关于黑格尔和分析哲学的视角到底会产生何种结果(原子论脱离世界而依附词时变出唯名论) 。但是，按照雷丁的看法，我从自己对黑格尔的解读中汲取的某些教训遭到了扭曲，原因是将这些教训置于20世纪逻辑范畴的架构，而非置于黑格尔使之适应他的特别表述目的的传统词项逻辑范畴。

雷丁无疑正确地使我们仍然保持对含蓄的解释学假定的警惕，这种假定可能源于忘记了19世纪前30年黑格尔研究的截然不同的逻辑背景。如同我已经指出的，他当然也正确地意识到这种差别对于某些术语是极为重要的，借助这些术语罗素(尤其)在黑格尔思想(甚至或许特别是19世纪后期表现为布拉德雷式的黑格尔思想)与新生的分析哲学运动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线(他劝我们保护这条界线) 。因为， “分析哲学”这一术语有多种含义，从狭义上说它的富有特征的核心承诺乃是那引起20世纪初这场运动的“新逻辑” ，是如何开创以概念、问题和对传统哲学的关注的释述为中心的新方法。这项计划及其主导思想是与20世纪上半期的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拉姆齐、艾耶尔、C·I·刘易斯，以及20世纪下半期的诸如奎因、塞拉斯、戴维森、亨普尔、普特南、达米特、吉奇和戴维·刘易斯这样的哲学家们联系在一起的。依我之见，这种狭义的特征甚至可能是摩尔不具有的，可能后期维特根斯坦也不具有。皮尔士当然包括在内，而不应该包括詹姆斯和杜威。按照这种严格的划界标准的合法用法，通常应该将海德格尔、胡塞尔和梅洛-庞蒂排除在具有这种特征的哲学家之外，就更不要提罗蒂了。但是，这种严格的划界标准当然形成了不同的用法，它也不适用于诸如罗尔斯、纳格尔、瑟尔、斯特劳德和福多这样的哲学家——可是斯特劳森、卡普兰、伯奇、斯特尔纳克和弗里德曼除外。我在有关考察中使用了这一划界标准(在《在说与做之间》这本书中明显地使用了这个标准，而在《使之清晰》这本书中含蓄地使用了这个标准) ，但是麦克道威尔(在他的论著《心灵与世界》中使用的划界标准)与我使用的划界标准大相径庭。因此它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标准。

但是，雷丁正确地将黑格尔的词项逻辑与我们的逻辑之间的差异，看做产生使黑格尔思想融入分析对话这项核心计划的实质性张力了吗？我以为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个主要的检验案例涉及否定与矛盾，他将其专著《分析哲学与黑格尔思想的复归》中倒数第二章整章都用在了这个检验案例上。黑格尔逻辑学、语义学和形而上学的主导概念是规定的否定。 ⑧它是个模态概念。我们得根据两种不同的差异间的差异来理解它(在《精神现象学》的《知觉》这章中黑格尔告诉我们)：纯粹的或不相干的[gleichgültige]差异与排他性的[ausschlieβende]差异。第一种意义上，方与红是不同的性质；而在第二种意义上，方的和圆的是不同的模态问题：它们是不相容的。一个圆和相同面积的平面图形展示出圆和方，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真势模态问题) 。我们说圆是一个(而不是“这”)对方的规定的否定。规定的否定就是不但区别于纯粹的(相容的)差异，而且区别于黑格尔称之为“形式的”或“抽象的”否定：非-方。如雷丁注意到的，规定的否定等于亚里士多德的相反，而形式的否定等于亚里士多德的矛盾。按照这个观点，雷丁说：

黑格尔的意义就被遮蔽了，如果人们拒绝根据逻辑的基本命题所基于的方法来对待他的逻辑主张，无视黑格尔所归于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方面的不可还原的角色的话。 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