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美国顶尖医学教授:传染“病”和“疫”的区别在能否守住第一道防线( 五 )


冯达旋的女儿是美国西南医学中心小儿急诊专科医生 , 受到的训练非常严格 , 除了医学诊断方面的训练 , 还包括大数据的训练、科技方面的训练等等 。 冯达旋说 , 现在跟2003年非典不同的地方 , 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 中国一方面急诊科医生不够 , 一方面这种全方位的培训也不足 。
在美国 , 医生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还体现在医师检测到具有重大公共卫生影响的特定疾病时 , 他们通报给当地相关公共卫生部门的门槛很低 。 这些州的公共卫生部门遍布各地 , 最后由CDC在最高级别上协调信息 。 更重要的是 , 公共卫生领域的各部门间彼此“互联互通” , 让传染病报告系统可操作性极强 。
在医院体系中 , 报告通常由传染病专家处理 , 他们被告知有特定的呈阳性结果传染病案例 , 而报告是由微生物实验室或类似专家出具的 。 报告传染病被视为职业责任 。 反过来 , 执业医师能及时了解社区中各种上报疾病的流行情况 。 这些情况更新通常会附有临床信息 , 让他们能更有效地早期检测到问题 。
找到“弱信号”
尽管美国已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 但美国资深卫生安全专家警告说 , 终将会有各种漏洞暴露出来 。 一个问题是 , 目前美国许多医院多余的床位都不多 , 且还有可能受到供应链的限制 。 目前医院也缺乏对这种病毒的诊断能力 。
管理学者维克(Karl Weick)的研究已成为组织管理中的经典 , 他指出 , 山火难灭 , 因为一切事先的准备都可能无效 。 山火无情 , 它往往吞噬蔓延经过的一切 。 维克提出的“弱信号”理论被罗伯特·亨德勒作为医院管理的指导原则之一 , 用于培训医务人员寻找那些重要事件或代表趋势的、最初的不精确和低可见性的指标 , 这些所谓的“弱信号”包括感染控制问题、可能的潜在医疗错误、人员不当行为等 , 以便在“弱信号”变成大问题之前及时评估 。
例如输液泵问题就是一个“弱信号”的例子 。 在医院工作的人都知道如果输液泵不准确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风险 。 享德勒说 , 有一位护士注意到患者因潜在疾病在夜间病情恶化并转入了ICU , 她怀疑前一天晚上的输液泵可能有问题 , 尽管无法确定 , 她还是报告了这个“弱信号” 。 由于护士对“弱信号”的报告 , 该输液泵被检查 , 随后发现这一批输液泵和其他使用中的输液泵在有关药物的剂量方面存在信息矛盾 , 导致多名病人药物过量 。 于是医院立即对所有输液泵进行仔细检查 , 并每季度审核汇报 。
护士及时发现“弱信号”并报告的理想情况在美国医疗体系中不多见 , 实际上人们并不愿意报告 。 罗伯特·亨德勒说 , 这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的安全文化和报告文化 。 无论是医院还是政府部门 , 很多地方不习惯利用“坏消息”去纠正问题 , 而是简单地不作为:要么把坏消息最小化 , 要么压制坏消息 。 他们要么担心上面归罪到自己的头上 , 要么担心媒体的负面报道 , 或者担心股价损失 。
在Parkland医院 , 亨德勒担任过首席质量和安全官——当时医院正处于重大质量和安全转型期间 , 差点被政府关闭 。 亨德勒为提高医院的安全文化 , 提出如果医务人员报告的顾虑没有得到解决 , 就要进行“识别、通知和升级”:在发现弱信号后 , 重要的是要确保有采取行动的系统 , 鼓励领导者根据发现的情况制定行动计划 。 除了复杂且需要更深入的调查评估外 ,Parkland医院的安全报告回复要求在7天之内完成 。 如果发现问题没有报告 , 会被视为违反雇佣条例 , 根据医疗问题的严重程度 , 有可能会被解雇 。
这一系列的报告文化建设 , 让亨德勒用了三年的时间帮助困境中的医院重新回到了美国安全性最高的10%的医院之列 。在邵新立的介绍中 , 美国的公立医院一个月收到的医务人员的报告可能多达上千条 , 相比中国一年可能只有几百条 。 Parkland医院在亨德勒离开前 , 每月有1800份安全报告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