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李一诺：病毒的世界观( 二 ) |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流行性感冒|

为了重现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发展，我们粗略地拉了一条时间线：

3月，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
7月， WHO经过与基金会商议决定，将WHO已获得的基金会赠款中的一部分投入到埃博拉的防控上。
8月， WHO和基金会利用当初为脊髓灰质炎搭建的疾病监测网络，成功在尼日利亚控制住了埃博拉疫情。
9月，疫情发展极为迅猛，而大部分疫情暴发地区的卫生基础设施和疾病防控应急体系都极为薄弱，更加剧了疫情的破坏力，但全球健康领域的各方资金对埃博拉事件却保持观望。时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Tom Frieden先生找到基金会全球发展项目总裁Chris Elias先生，提出25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需求，基金会最终决定捐赠5000万美元。
11月，基金会将赠款总额追加到7500万美元，并着手支持对抗埃博拉的新药研发。也就在这时，各国政府资金开始介入，埃博拉疫情的大规模防控工作得以启动。值得一提的是在埃博拉防控中，中国的援助及时而高效——我们的卫生健康委和国家疾控中心第一时间派出了队伍，并在塞拉利昂建成了先进的P3 实验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后续，经过多方努力，西非埃博拉疫情在2015年得到控制，并在2016年3月由WHO正式宣布结束。

从埃博拉疫情暴发到各国政府施行援助这半年时间里， 4000余人已经死去。世界早就知道埃博拉病毒的存在，可当它再次来袭时，国际社会和当地政府为什么仍显得措手不及？
为什么全球回应会如此缓慢？为什么全球传染病防控这么难？
WHO和联合国对大流行病准备（pandemic preparedness）的定义是全社会对疫情进行预测、监测、回应并有效从灾情中恢复的能力。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在这四方面都存在不足。
首先，疾病预测和监测能力紧密相关。在传染病流行病学分析中，数据和模型分析是疾病预测的基础。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医疗基础设施落后、检测工具缺乏、电子数据系统尚未搭建、民众对医疗系统缺乏信任，导致疾控系统很难统计早期病例。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往往缺乏模型分析能力。毕竟哪怕在全球传染病研究中，数学模型分析仍属于新兴领域。然而，任何应对策略都要建立在对未来的准确预判上。如果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和模型分析能力，管理部门很难及时有效地提出传染病应对策略。
其次，即使有好的数据预测和监测信息供管理部门参考，疫情国仍可能面临应对能力上的局限。一场大规模疫情的控制往往需要数万、数十万的紧急救援工作者参与运送物资、建设临时隔离设施、筛查、看护、治疗等等各类工作。如何第一时间召集应急人员？如何组织国内外专家？如何培训志愿者？临时隔离场地从哪里来？资金来源是什么？如何补偿临时工作者？这些都是应急反应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在埃博拉疫情中，虽然诸如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援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数千名志愿者参与基础工作，但真正应作为主力的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非洲国家当地政府都显得准备不足且反应滞后。
面临紧急的疫情，全社会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新疫情发生时，医学界往往缺乏快速筛查、治疗和预防工具。众所周知，药物和疫苗等医疗产品开发周期很长，而疫情暴发又“等不起” ，所以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准备充足的资金、组织高效的科研团队、合理简化审批手续、使用快速研发工具、进行跨国合作研究，都是应对疫情时需要在研发阶段就解决的问题。
最后，疫情过后，各地需要恢复生产。贸易、交通、投资、旅游等等行业都需要重启，政府需要制定新的发展计划，一方面提高国内外的信心，另一方面缓解疾病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根据联合国测算，埃博拉疫情后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经济恢复计划共需90亿美元投入，对此各方承诺提供46亿美元，远未达到恢复所需。当然，如果疫情可以在暴发早期就得到有效控制，那么疫后恢复的难度也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应对传染病危机，重点应在预防和控制，因为恢复成本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