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侠客岛：末代港督的“特殊使命”( 二 )
这份文件宣布要“逐步建立一个政制 ， 使其权力稳固地扎根于香港 ， 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 ， 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 ， 并“使各行政部门向立法机构更为负责” 。
这什么意思？说到底 ， 港英政府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 ， 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 ， 立法机关向香港市民负责的代议体制 。
这样的体制避免了未来的特区政府向中央负责的倾向 ， 确保香港维持半独立的政治局面 。 而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 ， 就是引入政治选举 。
由此 ， 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议员由港督任命的传统 ， 引入了功能界别选举 。
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港英政府与香港工商专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同盟 。 但它并不是直接选举 ， 这样便能防止中国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 ， 通过选举进入港英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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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港英政府宣传选举的海报
这并非笔者臆测 。 《绿皮书》早已直言不讳地指出：
“直接选举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有些时候 ， 人民的政治意识对直接选举未有充分的准备；有些时候 ， 由于社会风俗习惯不同 ， 这种选举方式未能深为人民所接受……推行直接选举 ， 可能使本港迅速陷入一个反对派系参政的局面 ， 以致在这个关键时候 ， 加上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 ”
由此可见 ， 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很明确：要在1997年之前的13年时间内进行代议制改革 ， 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体制 ， 使其在1997年之后得以延续 。
这就是港英政府推动政制改革“十三年大变 ， 五十年不变”的基本思路 。
三
在港英政府对香港政制大刀阔斧“改革”时 ， 世界其他角落正在发生什么？
苏联在新思维下进行民主改革 ， 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加速推进 。 此时 ， 中美也处于政治蜜月期 。
在此背景下 ， 中英坚持相互合作与平稳过渡 。
港英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代议制改革绿皮书》中提出：“避免出现对抗政治 ， 而以务实的方针去处理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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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代议制改革绿皮书》
1988年2月发表的《白皮书》则进一步明确：
“为了保持稳定 ， 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应该继续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这些演变也必须有助于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
1997年之前立法局内加入若干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 ， 将会是香港代议政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合理和可取的步骤……
至于实行直接选举的时间 ， 政府的结论是：鉴于社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有十分明显的分歧 ， 在1988年实行这样重大的宪制改革将不会是正确的做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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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 彭定康与时任布政司陈方安生相谈甚欢
不过 ， 在1989年之后 ， 英国政府改变了策略 。 要求增加直选议席 ， 将原定的1991年的10席增加到20席 ， 到1995年则增加到24席 。
由于当时中英两国缺乏互访 ， 两国外长只得以通信方式讨价还价 ， 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
双方同意 ， 1991年的直选议席增加到18人 ， 1997年的第一届立法会直选议席增加到20人 ， 第二届立法会增加到24人 ， 第三届则增加到30人 。
根据上述“衔接”原则 ， 全国人大在1990年4月4日通过了香港《基本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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