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 三 )
古代中国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 强大的世俗政府压制着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力量 。
由于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物产丰富 ， 加上统一货币 ， 中央有能力武装一支强大的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来管理神州 ， 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 汉语的“政治”与欧洲不同 ， 政为政令 ， 治为教化民众 。
在应对灾害时 ， 这种中央集体政体表现出强大的执行力与稳定性 。 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其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指出 ， 中国明清时期的“应用官僚制度”在治理水灾、旱灾方面颇为高效 。 [2]（《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 魏丕信）
当时 ， 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赈灾 ， 国家机器保持高度警备状态 ， 官僚与地方士绅构成一个稳定的赈灾体系 ， 同时维持一定的粮食储备 。
从部落时代到政教国家、民族国家时代 ， 政治几乎抗衡自然不确定性的唯一力量 。
政治力量统治了生产方式 。 在当时 ， 信息不对称 ， 生产力低下 ， 交费费用奇高 ， 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是一种高风险的制度安排 。 所以 ， 政治力量摒弃了市场交易 ， 选择了农业计划的方式 ， 以维持粮食供给、社会稳定 。
根据气象水温规律 ， 中国摸索出一套基于二十四节气的农业计划 ， 将自然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相对确定的规律 ， 并加以用之 。 如谷雨 ， “雨生百谷” ， 此节气降水多 ， 适合春耕插秧 。
或许 ， 更科学的逻辑是 ， 为了维持稳定的粮食供给 ， 构建了一套由农业计划、集权政治、宗教统治环环相扣的国家机器 。
千万年过来 ， 人类先祖们靠政治力量存活了下来 。
如何评价政治力量对自然力的对抗？
我想 ， 人类能够延续至今 ， 至少说明了政治力量的历史价值 。
面对威胁与恐惧 ， 人类先祖们选择投入政治强人、宗教领袖及国家机器的怀抱 ， 以牺牲自由来换取卑微的生存 。
但是 ， 这种看似稳固强大的组织权力往往崩溃于“泰山之巅” 。 权力越集中 ， 组织越脆弱 ， 改朝换代越频繁 。 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无序” 。
根本问题在于 ， 权力政治没能创造边际效用递增 ， 任由甚至加速边际效用递减击溃权力体系 。
政治力量主导的农业计划经济导致人类生产效率“千年停滞” 。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使用“国际元”计算出：公元1000年前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都长期停滞在450国际元及以下水平 。 [3]（《世界经济千年史》 ， 安格斯麦迪森）
农田肥力呈现递减 ， 导致农业收成呈现递减规律 。 土地长期耕种 ， 粮食越来越少 ， 如果人口持续繁衍 ， 则可能出现饥荒 。 这时该怎么办？通常 ， 农民会选择休耕、轮作及拓荒等方式缓解粮食危机 。
但是 ， 这些方式只是在数量上扩张 ， 缓解“边际递减” ， 没能在效率上实现边际递增 。 由于资源有限 ， 数量扩张容易引发存量斗争 ， 如掠夺及吞并战争；同时给政治统治边界提出了挑战 。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最早关注到土地肥力递减的问题 。 后来 ， 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做了大量的研究 ， 马尔萨斯认为 ， 人类反复掉入因人地矛盾引发的陷阱之中——瘟疫、饥荒及战争（马尔萨斯陷阱） 。
人类试图用政治权力的最高智慧化解自然力的不确定性 ， 但边际效用递减反复击溃这种固若金汤的社会组织 。
由于生产力的千年停滞 ， 在与魔鬼的边际赛跑中 ， 人类反复被病毒屠戮 。 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掳走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 ， 天花肆虐人间几百年 。
为了维护统治及抵御不确定性 ， 政治力量宁愿维持这种低效无能的制度 。 越是灾难降临 ， 民众越依赖于政治力量的庇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