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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吧』【史学前沿】谢贵安 |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四 )


他还对吕祖谦和他的弟弟吕祖俭(字子约)崇奉《史记》 ， 认为汉儒所不及 ， 感到非常不以为然 ， 指出：“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 ， 以为非汉儒所及 ， 某尝痛与之辨 。 ”对于苏辙《古史》序称司马迁“浅陋而不学 ， 疏略而轻信” ， “伯恭极恶之” 。 朱熹则拿《古史序》中的话“古之帝王 ， 其必为善 ， 如火之必热 ， 水之必寒 ， 其不为不善 ， 如驺虞之不杀 ， 窃脂之不谷”去质问吕祖谦：“此岂马迁所能及？”他指出《史记》虽然杂述儒家之道 ， 如称“形势虽强 ， 要以仁义为本” ， 但在《诸侯年表》中却“盛言形势之利 ， 有国者不可无” 。 朱熹分析道：“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 ， 而其末却如此说者 ， 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 ， 不得不说 ， 且说教好看 。 ”然而 ， “伯恭极喜渠此等说 ， 以为迁知‘行夏之时 ， 乘殷之辂 ， 服周之冕’ ， 为得圣人为邦之法 ， 非汉儒所及” 。 朱熹大不以为然 ， 指出：“此亦众所共知 ， 何必马迁？”并根据司马迁曾向董仲舒请教 ， 证明《史记》重视古礼、尊崇仁义“亦有所自来” ， 并非司马迁本人的思想 。 他还因为争论对手吕祖俭已死 ， 无可辩论感到惋惜：“可惜子约死了 ， 此论至死不曾明 。 ”并从义理之学出发 ， 明确否定了浙东学派重视《史记》的意义：“圣贤以六经垂训 ， 炳若丹青 ， 无非仁义道德之说 。 今求义理不于六经 ， 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 ， 亦惑之甚矣!”
朱熹不满浙东学派热衷《史记》的现象 ， 指出《史记》在说经水平上并非一流 。 他“因浙中主张《史记》” ， 便说“如司马迁 ， 亦是个英雄 ， 文字中间自有好处 。 只是他说经世事业 ， 只是第二三着 ， 如何守他议论!”让人们不要为《史记》所惑 ， 而应该直接向孔子所修六经学习 。
（二）朱熹反对浙东学派将《史记》解读为代儒家立言的辩护行为
朱熹从义理之学的立场上出发 ， 直接揭示《史记》尊儒不醇、杂纵横和霸道之气的本质 。 当有学生称吕祖谦的“《大事记》有续《春秋》之意 ， 中间多主《史记》”时 ， 朱熹回答道：“公乡里主张《史记》甚盛 ， 其间有不可说处 ， 都与他出脱得好 。 如《货殖传》 ， 便说他有讽谏意之类 ， 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间事是还是 ， 非还非 ， 黑还黑 ， 白还白 ， 通天通地 ， 贯古贯今 ， 决不可易 。 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处 ， 也只还他未是 ， 如何硬穿凿说!”浙东学派曾为司马迁辩护 ， 认为“尊儒不醇”的是其父司马谈 ， 而司马迁则是尊儒重儒的 。 “浙间学者推尊《史记》 ， 以为先黄老 ， 后六经 ， 此自是太史谈之学 。 若迁则皆宗孔氏 ， 如于《夏纪赞》用行夏时事 ， 于《商纪赞》用乘商辂事 ， 《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 ， 车服黄屋左纛’ ， 盖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 。 迁之意脉恐诚如是 。 ”朱熹对此完全不能赞同 ， 指出：“但以此遂谓迁能学孔子 ， 则亦徒能得其皮壳而已 。 假使汉高祖能行夏时 ， 乘商辂 ， 亦只是汉高祖 ， 终不可谓之禹、汤 。 ”朱熹讽刺“司马子长动以孔子为证 ， 不知是见得 ， 亦且是如此说 。 所以伯恭每发明得非细 ， 只恐子长不敢承领耳 。 ”认为吕祖谦对司马迁崇儒是过度解读 ， 对他为《史记》辩护表示不满 。
（三）朱熹反对浙东学派偏袒《史记》的行为
在给浙东学派吕祖俭的信中 ， 朱熹谈到自己在《史记》与《汉书》之间更倾心于后者 。 因为司马迁尊儒不醇 ， 而班固实心崇儒 ， 称：“所示数条不暇悉辨 ， 若以马迁与班固并论 ， 则固不无优劣 ， 而其书数十万言 ， 亦岂无好处？但论其大旨 ， 则苏氏两语 ， 恐史迁复生不能自解免也 。 今乃讳其所短 ， 暴其所长 ， 以为无一不合圣人之意 ， 推尊崇奖 ， 至与六经比隆 ， 闻有议其失者 ， 则浡然见于词色 ， 奋拳攘臂 ， 欲起而扔之 ， 一何所见之低矮邪？(此事不唯见偏识浅 ， 去取差谬 ， 为明眼人所笑 ， 亦至犯子恶苗硕之戒 ， 大为心术之害 ， 不可不知 。 )”文中所谓苏氏两语 ， 就是指苏辙的“浅陋而不学 ， 疏略而轻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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