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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吧』【史学前沿】谢贵安 |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五 )


（四）朱熹不满浙东学者在著作中取《史记》和《左传》等史书所载之事 ， 而弃《论语》的记载
他给门人严世文的信中对浙江青田人郑汝谐(字舜举)的著作《语解》 ， 信《史记》和《左传》 ， 而不信《论语》所载的孔子之事 ， 表示不满：“如三仁之事 ， 《左传》《史记》所载互有不同 ， 但《论语》只言微子去之 ， 初无面缚衔璧之说 ， 今乃舍孔子而从左氏、史迁 ， 已自难信 ， 又不得已而曲为之说 ， 以为微子之去 ， 乃去纣而适其封国 ， 则尤为无所据矣 。 ”
由上可见 ， 朱熹出于儒家“义理之学”和“重经轻史”的立场 ， 对尊孔不力、尊儒不醇的《史记》从主旨杂糅、书法粗疏和史实错误上进行了全面抨击 ， 特别是对浙东学派尊崇史书、重视《史记》的学术路径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嘲讽和批评 。 这是《史记》自问世以来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
四、肯定《史记》的考经之功和史料价值
朱熹在一封写给门人蔡元定的信中称自己“数日临睡 ， 读《史记》一两卷 ， 沉着痛快 ， 真不可及” ， 显然 ， 私下里他对《史记》是喜爱的 。 朱熹不得不承认“自汉以来 ， 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 。 事实上 ， 朱熹也并未将司马迁及其《史记》一棍子打死 ， 而是部分承认了《史记》的价值 ， 认为它有考经之功 。 可以说 ， 朱熹在对《史记》进行声讨的同时 ， 对这部史书也做了一些肯定 。
（一）承认《史记》具有考证五经四书之功
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 ， 朱熹对《史记》价值的评判 ， 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解经和佐经 。 他深切地认识到 ， 《史记》对于解经是有价值的 。 正如叶建华指出的那样：“他还很重视史学对于理学的作用 ， 认为理学也离不开史学 ， 需要史学为之体现 。 由此他提出‘经体史用’说 。 ”朱熹正是在“经体史用”框架下 ， 认识到《史记》羽翼经书的作用 。 他认为经是本 ， 是理 ， 史是末 ， 是事 ， 但是“理无事 ， 则无所依附” 。 只有遍知天下“精粗巨细”之史事 ， 义理“方可见用” ， 否则便是“恁地空说” 。 他发现 ， 经学与史学各有优劣和侧重：“史学者 ， 记得事却详 ， 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 ， 于义理上有功 ， 然记事多误 。 ”因此 ， 要想弄清经书所载的史实 ， 需要靠史书来佐证 ， 那么对儒家学者的要求必然是经史贯通 。 事实上 ， 朱熹是承认《史记》在“以史证经”上的作用 ， 并由此体现了“经史一体”的倾向 。
朱熹曾用《史记》来考证《诗经》经解的是非和真伪 ， 使用的是“以史证经”方法 ， 无形中提高了《史记》所代表的史书价值 。 他发现伪《毛诗序》总是对《诗经》内容妄意猜测：“《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 ， 非古人之所作也” 。 以庄姜之诗为例 ， 《诗序》“却以为刺卫顷公 。 今观《史记》所述 ， 顷公竟无一事可纪 ， 但言某公卒 ， 子某公立而已 ， 都无其事 。 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 。 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 ， 便指为刺顷公之诗 。 此类甚多 ， 皆是妄生美刺 。 ”朱熹通过《史记》的记载 ， 弄清了《诗序》妄解诗义的缘由 。 关于《诗·大雅·抑》的主题 ， 《诗序》认为是讽刺周厉王 。 朱熹则指出：“《抑》非刺厉王 ， 只是自警 。 ”他根据《史记》所载事实 ， 指出：“尝考卫武公生于宣王末年 ， 安得有刺厉王之诗!”并进一步针对《抑小序》“卫武公刺厉王 ， 亦以自警”的说法 ， 指出“不应一诗既刺人 ， 又自警之理” ， 于是采用了以史证经的步骤：“以《史记》考之 ， 武公即位在厉王死之后 ， 宣王之时 。 ”这就用《史记》所载卫武公已死的事实 ， 证明《抑》不可能是卫武公用来直刺厉王的工具 。
他还承认《史记》有考证四书史实之功 。 有学生问：“公孙丑言孟子不见诸侯 ， 何故千里来见梁惠王？”朱熹回答道：“以《史记》考之 ， 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 。 其曰‘千里而来’者 ， 亦是劳慰之辞尔 。 《孟子》出处 ， 必不错了 。 如平日在诸侯国内 ， 虽不为臣 ， 亦有时去见他 。 若诸侯来召 ， 则便不去 。 盖孟子以宾师自处 ， 诸侯有谋则就之 。 ”这里便用《史记》来证明《孟子》中关于孟子去见梁惠王的原因 ， 是梁惠王首先招他来的 ， 而不是清高的孟子自己送上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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