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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吧』【史学前沿】谢贵安 |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三 )


正是由于认为《史记》书法粗率 ， 虽然其文字雄健 ， 朱熹并不主张学习《史记》的语言和文风 。 他承认“司马迁文雄健” ， 但却说“意思不帖帖 ， 有战国文气象” 。 当学生问学习《史记》如何？他极力声称：“《史记》不可学 ， 学不成却颠了 ， 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 。 ”有学生说后山便学的是《史记》 ， 朱熹回答曰：“后山文字极法度 ， 几于太法度了 ， 然做许多碎句子 ， 是学《史记》 。 ”然后解释道：“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 ， 今人去学《左传》《国语》 ， 皆一切踏踏地说去 ， 没收煞 。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学《史记》也是如此 。
(二)朱熹对《史记》的史实错误予以考订和纠正
朱熹不仅对《史记》尊孔不力、尊儒不醇的主旨不满 ， 对其书法上的粗疏草率诋斥 ， 而且还对《史记》中存在的史实错误给予指明和改正 。 他指出：“《史记》：魏惠王三十六年 ， 惠王死 ， 襄王立 。 襄王死 ， 哀王立 。 今《汲冢竹书》不如此 ， 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 ， 为侯三十六年 ， 乃称王 。 遂为后元年 ， 又十六年而惠王卒 。 即无哀王 。 惠王三十六年了 ， 便是襄王 。 《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 ， 故又多了一哀王 。 汲冢是魏安厘王冢 ， 《竹书》记其本国事 ， 必不会错 。 温公取竹书 ， 不信《史记》此一段 ， 却是 。 ”朱熹对《史记》所载史实一般认为是可信的 ， 但他用“二重证据”法对《史记》进行考订时 ， 就旗帜鲜明地相信出土文献 ， 指出《史记》记载有误 ， 并明确宣称：“《汲冢》是魏安厘王冢竹书 ， 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 。 ”这是南宋时人在“二重证据法”上的实践 ， 也是在判断地下文献与传统文献关系时 ， 明确支持地下文献的学术宣言 。 不过 ， 朱熹也应用过传统的考据法 ， 对《史记》所载错误进行纠正 ， “古书错缪甚多 ， 如《史记》载《伊训》有‘方明’二字 ， 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类 。 某考之 ， 只是‘方’字之误 ， ‘方’当作‘乃’ ， 即《尚书》所谓‘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 ”朱熹虽然是理学家 ， 但却是个崇尚实学的理学家 ， 主张通过道问学来达到尊德性的目的 ， 故对学术研究有一种务实精神 。 其对《史记》的考订 ， 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 朱熹还以儒家同姓不婚的伦理以及常理为据 ， 考证《史记》记载之误 。 对于曹子野所质疑的《史记·三代世表》 ， 朱熹表示赞同：“《三代表》是其疏谬处 ， 无可疑者 。 盖他说行不得 ， 若以为尧舜俱出黄帝 ， 是为同姓之人 ， 尧固不当以二女嫔于虞舜 ， 亦岂容受尧二女而安于同姓之无别？又以为汤与王季同世 ， 由汤至纣凡十六传 ， 王季至武王才再世尔 。 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孙纣 ， 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 ， 岂不甚缪戾耶？”可见 ， 朱熹对《史记》的史实多有纠谬 。
三、因针对浙东学派而刻意抨击《史记》
朱熹对《史记》的攻诘 ， 还缘于当时兴起的学派之争 。 漆侠指出：“在朱熹派理学成为显学的同时 ， 在它身旁又突兀而起的是浙东事功派 。 ”以吕祖谦、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 ， 入经出史 ， 强调经世致用 ， 反对空疏无用的道德性命之学(理学) ， “浙东事功之学同朱熹系理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 因此 ， “朱熹出自于维护道学的立场 ， 必然要反对浙东事功派 ， 而浙东事功派以史学为其看家的学问 ， 朱熹就以史学为靶子而给以不遗余力的压抑 。 ”浙东学派重视史学 ， 特别是重视《史记》 ， 掀起了《史记》研读的热潮 。 朱熹对此深表忧虑 ， 多次加以讥讽、劝阻和抨击 。
（一）朱熹反对浙东学派将司马迁和《史记》抬得过高
朱熹反对将司马迁的儒学说成是汉儒所不及 ， 认为《史记》说经水平只是二三流 。 这完全是以义理史学的眼光看待《史记》 ， 也是朱熹理学与浙东事功学派的分野之一 。 浙东学派创始人吕祖谦(字伯恭 ， 号东莱先生 ， 婺州人)等人对《史记》十分重视 ， 曾劝人们多读是书 。 当朱熹的学生黄义刚“问东莱之学”时 ， 朱熹指责“伯恭于史分外仔细 ， 于经却不甚理会” 。 当他的另一位学生吴必大谈起吕祖谦劝自己看史书时 ， 朱熹断然表示反对 ， 声称自己“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 ， 亦不敢劝学者看经 。 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 ， 且令看《大学》 。 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 ， 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 ， 恰比孔子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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