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吧』【史学前沿】谢贵安 |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二 )


他在给赵几得的一封回信中 , 对学者“尤喜称史迁之书 , 讲说推尊 , 几以为贤于夫子 。 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非常反感 , 认为“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 。 他认为“后之为史”的人“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 , 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 , 只对苏辙所作的《古史》尊崇古之圣人表示满意 , 特别是对苏辙评论《史记》的两句话“浅陋而不学 , 疏略而轻信”深表赞同:“其论史迁之失 , 两句亦切中其膏盲 , 并认为“最中马迁之失” 。 在朱熹重经轻史观念指导之下 , 司马迁和《史记》被置于五经、四书之后的地位 。
(二)从《史记》尊孔不力、尊儒不醇上否定其地位与价值
朱熹认为《史记》儒法并举 , 王霸相杂 , 有纵横权谋之气 , 显得尊儒不醇和尊孔不力 , 指责“(司马)迁之学 , 也说仁义 , 也说诈力 , 也用权谋 , 也用功利 , 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 。 这与班固非议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相似 。 司马迁在《史记》中实有尊孔旨趣 , 如将孔子列入“世家” , 但是朱熹却认为《史记》在尊孔崇儒上做得比较粗疏 , 不够细致 , 即尊孔不醇 。
朱熹站在儒家义理立场上批评《史记》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 责难司马迁未能按照儒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书法原则 , 对上古圣人过于直书 。 儒家美化上古社会 , 对上古君主进行圣化 , 对他们制造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进行不遗余力的维护 。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就指出:“自是以来 , 圣圣相承 , 若成汤、文、武之为君 , 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 ,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 。 ”表示出对儒家道统代表人物的尊崇 。 但是《史记》往往据实直书 , 触犯了儒家的忌讳 , 因此引起了朱熹的强烈不满 。 朱熹认为 , 《史记》在描写商汤、周武王造反过程时 , 写得比较血腥和恐怖:“《史记》但书汤放桀而死 , 武王遂斩纣头 , 悬之白旗 。 ”“看《史记》载纣赴火死 , 武王斩其首以悬于旌 。 恐未必如此 。 ”他批评《史记》写这段历史时 , 不像《尚书》那样婉转和“精细” , 比较“粗疏”和“不仔细” 。 其次 , 批评《史记》不能按孔子及其经书所说的事实为准绳撰写上古历史 。 朱熹指出:“所谓《五帝纪》所取多《古文尚书》及《大戴礼》为主 , 为知所考信者 , 然伏羲、神农见《易大传》 , 乃孔圣之言 , 而八卦列于六经 , 为万世文字之祖 , 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遂使《史记》一书 , 如人有身而无首 , 此尚为知所考信者邪?”再次 , 批评《史记》“尊儒不醇” , 虽然有儒家讲求仁义反对功利的一面 , 但又有法家重视功利讥讽仁义的一面 。 在朱熹看来 , 司马迁尽管能够把重视国家轻视百姓的卜式视为法家桑弘羊之流 , 又对法家的管仲、李克不表赞同 , 是“深知功利之为害” , 但是在《六国表》中却又倡导“世异变 , 成功大 , 议卑易行 , 不必上古”的法家功利思想;在《货殖传》中还讥讽“长贫贱而好语仁义为可羞” , 在《伯夷传》中赞美许由固然符合孔子之言 , 但在论伯夷之心时认为胸有怨言 , 与孔子所评论的“求仁得仁者又何怨”相反 , 因此朱熹反诘道:“其视苏氏之《古史》 , 孰为能考信于孔子之言邪?”其意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在表彰儒家观念和考信孔子之言上 , 不如苏辙的《古史》更为纯正 。

『硕士吧』【史学前沿】谢贵安 |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本文插图

朱熹 , 字元晦 , 号晦庵 。
二、从书法、史实上对《史记》进行责难
朱熹对《史记》的否定不仅表现在该书的主题上 , 而且表现在书法和史实上 。
(一)朱熹对《史记》的书法进行批评 , 甚至认为《史记》是个草稿
由于对《史记》缺乏好感 , 因此朱熹认为《史记》的书法不佳 , 写得粗疏 , 不够精细 , 甚至认为它只是个草稿 。 朱熹多次指出“司马迁才高识亦高 , 但粗率” , “太史公书疏爽 , 班固书密塞” 。 他甚至怀疑《史记》只是草稿 , 而非定稿:“《史记》亦疑当时不曾得删改脱稿 。 《高祖纪》记迎太公处称‘高祖’ , 此样处甚多 , 高祖未崩 , 安得‘高祖’之号?《汉书》尽改之矣 。 ”“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 , 故记载无次序 , 有疏阔不接续处 , 如此等是也 。 ”朱熹还指出:“迁史所载 , 皆是随所得者载入 , 正如今人草稿 , 如郦食其踞洗 , 前面已载一段 , 末后又载 , 与前说不同 , 盖是两处说已写入了 , 又据所得写入一段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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