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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吧』【史学前沿】谢贵安 |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七 )


朱熹承认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的记事特长 ， 确定它们是阅读编年体等众史的基础 。 在他看来 ， 编年体记事太杂 ， 难以识记 ， 只有先看《史记》等纪传体正史 ， 再看编年体 ， 才利于记诵 。 义理化史学重视编年体 ， 特别是纲目体 ， 但是朱熹却总是贬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 甚至用袁枢的《通鉴本末》来打压《通鉴》 ， 还常用《史记》等纪传体正史来贬低《通鉴》 ， 这是个令人玩味的现象 。 笔者以为 ， 除了对《通鉴》“帝魏寇蜀”的正统观不满外 ， 朱熹贬低《通鉴》还在于让自己的《通鉴纲目》脱颖而出 。 因此 ， 一与《通鉴》并提 ， 原来让他反感的《史记》就变得可爱起来 。
朱熹在其《晦庵文集·序》中称 ， 司马光纂就《资治通鉴》后 ， “晚病本书太详” ， 因此删节成80卷的《举要历》“以适厥中” ， 但未写完 。 至南宋绍兴初 ， 胡安国在司马光遗稿上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 。 但朱熹自称读此书后仍然不满意 ， 于是自己干脆“别为义例 ， 增损櫽括” ， 编成《资治通鉴纲目》 ， “盖表岁以首年 ， 而因年以著统 ， 大书以提要 ， 而分注以备言 ， 使夫岁年之久近 ， 国统之离合 ， 辞事之详略 ， 议论之同异 ， 通贯晓析 ， 如指诸掌” ， 并自许其书“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 ， 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 ， 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 ， 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 。 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 ， 亦将慨然有感于斯 。 ”为了贬低冗繁庞杂的《资治通鉴》以衬托自己简明扼要的《纲目》 ， 朱熹还借助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来达到目的 ， 指出司马光纂述《资治通鉴》虽然不错 ， “然一事之首尾 ， 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 ， 不相缀属 ， 读者病之” ， 而“今建安袁君机仲 ， 乃以睱日作为此书 ， 以便学者” 。 他还专门赋《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诗以咏其事 。 在贬低《资治通鉴》的意图下 ， 《史记》却成了优于《通鉴》的史书 。
有学生“问读史之法”时 ， 朱熹回答道：“先读《史记》及《左氏》 ， 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 。 次看《通鉴》 。 ”门人饶宰问阅读《通鉴》一事 。 朱熹答道：“《通鉴》难看 ， 不如看《史记》《汉书》 。 《史记》《汉书》事多贯穿 ， 纪里也有 ， 传里也有 ， 表里也有 ， 志里也有 。 《通鉴》是逐年事 ， 逐年过了 ， 更无讨头处 。 ”
不光是在便于阅读和记诵上强调《史记》优于《通鉴》 ， 在书法和写作上 ， 朱熹也认为前者更佳 。 他曾指出：“《通鉴》：‘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 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 ’《史记》商君议更法 ， 首便有斩敌首、降敌两条赏罚 ， 后面方有此两句比类之法 。 其实秦人上战功 ， 故以此二条为更法之首 。 温公却节去之 ， 只存后两句比类之法 ， 遂使读之者不见来历 。 温公修书 ， 凡与己意不合者 ， 即节去之 ， 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 。 《通鉴》此类多矣 。 ”朱熹虽然不喜欢《史记》 ， 但在《史记》与《资治通鉴》之间 ， 又倾心前者 ， 贬低后者 。 在朱熹看来 ，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帝魏寇蜀” ， 正统观和纲常伦理上有亏 ， 于是意欲另撰《通鉴纲目》以取代之 ， 为了抵销《通鉴》的影响 ， 朱熹甚至将《史记》拿来做武器 。
（二）建议将《史记》纳入科举考试中
朱熹虽然认为《史记》不合醇儒之道 ， 但仍然比较看重它的应用价值 ， 曾建议将《史记》列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之中 。 针对王安石制定的经义考试 ， 禁止引用史传的情况 ， 朱熹讥之为“末流” 。 门人王过指出：“乙卯年(庆元元年 ， 1195年) ， 先生作《科举私议》一通 ， 付过看 。 大概欲于三年前晓示下次科场 ， 以某经某子某史试士人 ， 如大义每道只六百字 ， 其余两场亦各不同 。 后次又预前以某年科场 ， 别以某经某子某史试士人 ， 盖欲其逐番精通也 。 ”这“某史”中便有《史记》 。 朱熹针对科举考时文的弊端 ， 指出：“如科举后便下诏 ， 今番科举第一场出题目在甚经内；论题出在甚史内 ， 如《史记》《汉书》等 ， 广说二书；策只出一二件事 。 庶几三年之间 ， 专心去看得一书 。 得底固是好 ， 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书仔细 。 ”可见 ， 朱熹曾经建议科举考试时应该考史 ， 即设史科以取士 ， 以《史记》为首的史书成为考试的内容 。 这又反映出朱熹对《史记》的重视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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