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部关于「野味」的法律,有多难( 二 )

改变一部关于「野味」的法律,有多难
● 2020年自然之友联合其他多家环保机构共同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修法建议 / 受访者提供“十七年前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的破坏的反思没能在立法层面固定下来 , 没能成为社会安全线 , 这是很可惜的 。 ”张伯驹说 , “到了今年 , 社会公众和决策者的意识都在进步 , 而我们的社会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 这或许能够成为一次更关键的契机 。 ”“如果我吃了一个玻璃球 , 导致肚子疼 , 是应该说不要吃不该吃的东西 , 还是不要吃玻璃球?”总结过去几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 张伯驹用了一个比喻 , “法律就是要把普遍性和通用性拉出来 , 要在制度层面有规制 。 ”而未知病毒带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 或许就是不要过度依赖往日的经验去评估未知事物的危险性 , 正视人类能力仍然有限的现实 。 “非人类驯化的动物有太多未知和风险 , 要把这些有效控制住才行 。 ”张伯驹说 。野保法在保护谁2020年 , 我们在全球性灾难来临之际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 本次几乎所有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修法建议方案都提及 , 要将“生态安全”“公众健康”加入野保法的立法目标 。但与此同时 , 绝大多数修法建议都仍将“改写‘利用’法 , 建立‘保护’法”置于修订工作的首要位置 。这是2016年上一次大规模修法遗留下来的未竟之业 。 那一次 , 投入到修法工作中的规模和阵容可谓空前 , 但最终的结果却并不如人意:2016年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尽管也在开篇写入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却仍把野生动物视为一种“资源” , 就其落地功能而言 , 依然是一部“利用”法 。“2016年我们期望很高 , ”问及此事 , 张伯驹承认 , “但最终没能成功 , 修法过程在不断后退 , 和立法机构能够实现对话的公益组织和动保组织仍然很少 , 太少了 。 ”改变一部关于「野味」的法律,有多难
● 2020年4月2日清晨 , 在北京房山区大石河滨水公园 ,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在用动物声音搜索器寻找青头潜鸭的位置 / IC photo在推动修订的这一侧 , 对于修法方向已有基本共识:第一个任务 , 是要将“有规定的物种保护 , 没有规定的物种就可以任意利用”的旧思路推翻 , 变成“有规定的物种有限度利用 , 没有规定的物种一体保护”;第二个任务 , 则是将保护的内容不仅扩大到全部非规定野生动物个体上 , 还要将野生动物栖息地也纳入进来 。这些努力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生物多样性——需要保护的不只是某一个珍稀物种 , 也不只是某一些“外表可爱的”野生动物 , 而是要保住多年无限度开发以后 , 在许多地方已经摇摇欲坠的生态系统 , 是要改变以稀有程度和利用价值来衡量野生动物价值的思路 ,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 , 承认各种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应有的位置 。但对于公众来说 , “保护生物多样性”一类宏大目标显得太过虚无缥缈 , 2016年的修法工作最终几乎退回起点 , 环保圈外的大部分普通人甚至没有留意到这个消息 。而破坏还在继续 。 那些令人痛心的新闻 , 如今已经司空见惯到人们不再去愤怒和质疑:毒杀几千只候鸟只为牟利 , 走私十余吨野生动物毛皮被海关查获 , 失去了天敌后农作物病虫害爆发 , 为了灭虫又施用了超量农药……2017年 , 云南红河干流戛洒江一个水电站项目上马开工 , 极危物种绿孔雀、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最大一块完整栖息地、一处已经极为罕有的局部生态系统 , 将被淹没 。改变一部关于「野味」的法律,有多难
● 戛洒江畔的绿孔雀 / “自然之友”微博​而在公众察觉不到的地方 , 自然有它反击的逻辑 。2020年开年 , 随着疫情把所有人扣留在原地 , 许多人才第一次得知我国农作物已几乎只能依靠人工养殖的蜜蜂授粉 , 如果花期内养蜂人不能及时赶到 , 作物就面临大幅减产甚至绝收——由于滥用农药杀虫剂和野外栖息地的持续破坏 , 野蜂种群已经太少太少 。另一种昆虫同样成为社交网络的热议目标:谁能想到过去两年来中东和非洲的几场异常大雨 , 会在两年后酿成肆虐两个大洲的蝗灾?野生动物遭到猎杀、栖息地不断被侵占的另一面 , 则是原本存在于自然界的多种病原体开始在人类聚居地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扩散机会 。人类暴露于疫病的风险不断升高 , 而追踪其来源却并非如很多人想象中那样轻而易举: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官方网站上 , 包括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和寨卡病毒在内的各种已经多次拉响过全球警报的知名病毒 , 迄今仍然是“自然宿主不明 , 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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