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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武昌起义( 三 )


武昌起义后 ， 清政府国库空虚 ， 筹集军饷非常困难 。 据署理度支大臣绍英日记载 ， 当时度支部库实存现银98?71万余两 ， 辅币74万枚 。 绍英“竭蹶从事 ， 艰窘异常 。 倘借款无成 ， 实无善策 。 闻内帑尚有存储 ， 第讨领不易 ， 不知将来能办到否？”隆裕太后召见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商议和战大计与政体抉择时 ， 老练的袁世凯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提出关键的军饷问题 ， 直击清廷软肋 ， 有谓：“政体本应君主立宪 ， 今既不能办到 ， 革党不肯承认 ， 即应决战 ， 但战须有饷 。 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 ， 不敷应用 ， 外国又不肯借款 ， 是以决战亦无把握 。 ”事实上 ， 至少在财政上 ， 清政府确实已没有决战的资本 。 袁世凯正是利用此点而挟持清廷 ， 与革命党讲和 。
其时 ， 前方各路清军将领及各省督抚纷纷电奏 ， 恳请王公亲贵毁家纾难 ， 捐献私产 。 清廷“谕令宗人府 ， 传知各王公等 ， 将私有财产 ， 尽力购置国债票” ， 但所得无几 ， 杯水车薪 ， 无济于事 。 据郑孝胥记载：“宫中存款已尽出 ， 约九百万两 ， 可支至十二月初旬耳 。 亲贵私蓄二千九百万 ， 皆不肯借作国债 ， 惟庆邸出十万而已 。 虽谓亲贵灭清可也 。 ”又据许宝蘅记载 ， 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时 ， 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 ， 你可领去用 ， 时势危急若此 ， 你不能只挤对我 ， 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 ， 应该拿出来用 。 ’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 。 ’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 ， 你不必顾忌 ， 仅可向他们要 。 ’”袁世凯甚至以“库空如洗 ， 军饷无著”为由 ， 上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 ， 发出变价充饷 ， 以救目前之急” 。 清廷被迫允准 。 可见清廷财政已处捉襟见肘的无比艰难窘境 。 署理度支大臣绍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感触颇深 ， 有谓：“计自暂署度支大臣两月 ， 筹款维艰 ， 智穷力竭 。 现在虽库款尚敷一月之用 ， 而军用浩繁 ， 终有饷项难继之一日 ， 愧悚奚如 。 ”他深感实在是无力回天 ， 不得不托病请假 ， 并奏请开缺 。 如同军权一样 ， 清廷在财权方面实行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也是微乎其微 。
[督抚]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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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轻”方面
从“外轻”方面来说 ， 就是地方督抚权力被收束而明显削弱 ， 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 ， 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 ， 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 。
在清末新政与立宪的过程中 ， 清廷加强中央集权 ， 有意削弱地方督抚权力 ， 也曾遭到地方督抚的抗拒 。 如两广总督岑春煊 ， 曾力陈中央与地方相互维持之道 ， 认为地方督抚权重亦不可削弱 。 他说：“中国各省辄藉口于因地制宜之习惯 ， 于是彼一是非 ， 此亦一是非 ， 论者不揣其本 ， 更托为中央集权之说 ， 欲收一切财政、兵权 ， 以为暗师日本削藩之议 。 不知中国幅员固非日本所可比例 ， 且军兴以来 ， 督抚之权似已稍重 ， 然进止机宜 ， 悉秉庙谟 ， 大难敉平 ， 幸赖有此 。 中国政体早含有中央集权之习惯 ， 天下更安有无四方而成中央者哉 。 恭绎列朝圣训 ， 于治臣御侮皆注重疆臣 ， 以矫宋明重内轻外之弊 ， 近如英之属地 ， 美之各省 ， 亦不能不委重权于驻守之臣及一省之长 ， 更可证四方之与中央有相为维持之道也 。 ”又如东三省总督锡良 ， 则对于中央集权的祸害深表忧虑 ， 有谓：“至于今日所最忧者 ， 尤为中央集权一事 。 主是说者 ， 鉴于外人讥我二十二行省为二十二小邦之说 ， 思欲整齐画一之 ， 意非不善 。 不知中央集权之制 ， 揆诸中国历史及地理上各种关系 ， 断难尽适于用 ， 即西人亦能言之 。 ”尽管岑春煊、锡良等督抚如此极力抗争 ， 但他们还是没能改变清廷中央集权的既定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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