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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武昌起义( 四 )


[督抚]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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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通过新政与立宪实行中央集权的结果 ，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督抚的权力 。 资政院议员于邦华尖锐地指出 ， 地方督抚无权办事的症结 ， 就是清廷实行中央集权措施所致 。 御史胡思敬则从中央集权使各省“都成散局”的严重后果 ， 论证新政足以招乱 ， 有谓：“自中央集权之说兴 ， 提学使为学部所保之员 ， 巡警道为民政部所保之员 ， 劝业道为商部所保之员 ， 皆盘踞深稳 ， 不敢轻言节制 。 而又司法独立 ， 盐政独立 ， 监理财政官气凌院司 ， 亦骎骎有独立之势 。 一省之大 ， 如满盘棋子 ， 都成散局 。 将来天下有变 ， 欲以疆事责之督抚 ， 而督抚呼应不灵；责之学使以下各官 ， 而各官亦不任咎 。 ”这并非危言耸听 ， 武昌起义之后地方督抚无力效忠朝廷的惨痛事实即为明证 。
清末地方督抚权力削弱的表征有二 。
一是没有强势督抚 ， 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 。 在清末新政时期 ， 除直督袁世凯与鄂督张之洞任期较长以外 ， 其他地方督抚任期多短暂 ， 且调动频繁 ， 较少久任督抚 。 据统计 ， 其时总计有119个督抚 ， 任职在2年以下者占80%以上 ， 其中总督任职在半年以下或未到任者占55?1% ， 巡抚占49?4% ， 各省督抚调动频率大都在一年一次以上 。 督抚更调频繁 ， 使政策的稳定性大打折扣 ， 对地方政治颇为不利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五日 ， 慈禧太后在召见四川按察使冯煦时称：“督抚确有一种毛病 ， 好变更前任的事 。 ”冯煦答：“不独尽弃前任的事不可 ， 即不明变 ， 而视为前任之事 ， 不甚著力 ， 属员亦窥伺意旨 ， 相率因循 ， 使前任苦心经营之事不废而废 ， 最为可惜 。 ”但与此同时 ， 督抚更调频繁 ， 也不容易形成地方势力 ， 而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 著名督抚如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端方 ， 是李鸿章、刘坤一去世之后最有影响的地方督抚大臣 。 在清末新政十余年间 ， 岑春煊任督抚9次 ， 端方11次 。 尽管岑与端也可谓当时难得的干才 ， 但因过于频繁调动还是难有作为 ， 也不可能在某处扎下固定的根基 ， 其他平庸之辈更可想而知 。 任期长者如袁世凯、张之洞 ， 其实也没有形成地方势力 。 清廷始终紧握对地方督抚的任免权 。 袁世凯虽久任北洋 ， 并与庆亲王奕劻勾结 ， 曾一度权倾朝野 ， 但很快引起清廷警觉 ， 其权力不断被削弱 ， 终归被罢黜回籍 。 张之洞虽在湖北经营近18年 ， 但一朝离开湖北后 ， 湖北立刻大变 ， 其继任者赵尔巽全改其制度 。 张之洞曾对袁世凯抱怨：“君言我所办湖北新政 ， 后任决不敢改作 。 试观今日鄂督所陈奏各节 ， 其意何居？且其奏调各员 ， 均非其选 ， 不恤将我廿余年苦心经营缔造诸政策 ， 一力推翻 。 ”可见湖北并不是张之洞永久的势力范围 。 宣统元年（1909）十月 ， 直隶总督端方被黜 ， 许宝蘅日记称：“匋帅在近日满汉大臣中最为明白事理 ， 器局亦颇开张 ， 虽所为不足满意 ， 然亦不易得 ， 今又被黜 ， 益增无人之叹 。 ”其时 ， 张之洞已去世 ， 袁世凯、岑春煊都被迫在野 ， 端方又遭罢黜 ， 环顾宇内 ， 确实已没有强势督抚 。 到武昌起义前夕 ， 如直督陈夔龙、江督张人骏、鄂督瑞澂等 ， 都是与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不可同日而语的平庸之辈 ， 地方督抚并没有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 。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 这大概就是中央集权的效力 。
[督抚]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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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各省督抚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 ， 使地方军心涣散 ， 财力竭蹶 。 这也可以武昌起义后各省软弱无力应对为证 。 清廷为实现中央集权 ， 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 ， 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 ， 是最为致命的 。 武昌起义之后不久 ， 御史陈善同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省督抚 ， 膺千余里土地之重寄 ， 为数千万人民之所托命 ， 万不可无调遣兵队之权 ， 以资震摄 。 苟既命以如此重大之任 ， 而复靳兵权而不予 ， 是不啻缚其手足而使临民上 ， 欲求无事不可得也 。 疑其人而罢其督抚之任可也 ， 任之而复疑之 ， 缚其手足不可也 。 今各省会城之变 ， 大抵皆坐此弊 ， 则兵权集于中央之说误之也 。 ……今则各省陆军皆一律归部直接管辖矣 ， 各该督抚均不能直接调遣矣 ， 若不速为变计 ， 乱未已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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