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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梁展：卡夫卡的村庄( 三 )


一个空间上的错位感：父亲的家并不是“我”的 ， 尽管“我”曾经在这里生活 ， 但是对家中的种种物什 ， “我”已经失去了记忆 ， 或者压根儿就不知道 ， 我与它们已经失去了必要的关联 。从行文的笔调来看 ， “我”的这番自言自语似乎是“我”这个回乡者临行前的一段絮语 ， 而这段絮语又仿佛是“我”对回乡之后的想象 ， 用本雅明的话来说 ， 卡夫卡的小说总是从未来回望现在 ， 像感光板一样使现在呈现出荒诞不经的一面：回乡的行为根本无所谓意义可言 。
骑士下决心的艰难 ， 《诉讼》中的K.先生迟迟得不到宣判 ， 《城堡》中信使的姗姗来迟……卡夫卡以一种超常的耐心细致 ， 认真地描绘着种种延缓的现象 ， “延缓就是卡夫卡作品中奇怪而且往往令人惊异的细致描写的本意” ， 本雅明说 。这种延缓的现象也同样表现在卡夫卡对宏伟建筑计划实施过程的描绘当中 ， 具体来说 ， 它也表现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以及《城徽》里 ， 后者以《圣经》先民们修建巴比塔的故事为题材 。
《中国长城修建时》并非一篇完整成形的小说 ， 而是留在作家一个笔记本中的一部残稿 ， 卡夫卡生前没有发表它 ， 人们只是从他给妹妹奥丽塔的一份赠言中推断出 ， 它可能写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前 。在写作《中国长城修建时》时 ， 卡夫卡手边摆着三部德国汉学家的著作 ， 即迪特马的《在新中国：旅行印象》（一九一二）、汉斯?希尔曼翻译的《中国抒情诗：从十二世纪到当代》（一九〇五） ， 以及卫礼贤翻译整理的《中国民间童话》（一九一四） ， 后来卡夫卡将这些书籍赠送给了妹妹奥丽塔 。然而 ， 这些汉学著作与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 除了修建长城的历史氛围和背景之外 ， 小说描述的内容根本就不符合修建长城的历史史实 。近些年来 ， 日耳曼学者们发现 ， 这篇小说写作的年代正值卡夫卡与布伯领导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 ， 以及赫策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相接触乃至发生争执的年代 ， 而中国长城只不过充当了卡夫卡用以参与当时发生的犹太复国主义争论的一个象征符号而已 。
「」文艺批评 | 梁展：卡夫卡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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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
小说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对分段修建长城之方式的讨论；二、神秘的领导体系；三、一个最让人无法明了的帝制 。叙述者“我”一开始就分析了领导者为什么会采用分段修建长城的做法 ， 即二十人一队分别从东南和西南向北方各自修建五百米 ， 在两段长城合拢之后 ， 两队人马又分别被派往很远的地方 ， 以便按照同样的方式重新开始修建 。这样做的结果使城墙中间留下了许许多多等待日后填补的缺口 。既然会留下这样的弊病 ， 那么工程领导者们为什么还要求人们这样做？按照叙述者“我”——一个普通人——的揣测 ， 这是为了不使工人们长期生活在荒山野岭 ， 不让他们在因为看不到总体目标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感到自己付出的艰辛劳动失去价值 ， 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在五年为期的劳动之后 ， 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和接受乡邻赞誉的机会 ， 而不至于失去“对自己、对长城和对世界的信心” 。因此 ， 叙述者“我”对如此特殊的修建方式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但是作家的笔锋一转 ， 对修建长城时那些人们在“敬神方面”的表现颇有微词 。“我”继续说 ， 当时的一位学者断言 ， 首先应当修建长城 ， 然后才能修建巴比塔：“只有长城才会在人类历史上为一座新的巴比塔创造坚实的基础” ， 而“我”却对此持一种严肃的怀疑态度：“本身连个圆都不是 ， 而只是一种四分之一或半圆的长城 ， 能成为一座塔楼的基础吗？这恐怕只能指精神方面 。可是那又为什么要修长城 ， 这实实在在的东西 ， 这几十万人劳瘁和生命的结果呢？为什么要在书中绘出修造塔楼的 ， 当然是模模糊糊的草图 ， 做出那些细致入微的建议 ， 即该怎样在庞大的工程中把民众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呢？”从卡夫卡行文的讽刺意味当中 ， 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他所针对的是布伯——小说中“学者” ， 这位复国主义者的著作 ， 比如说《论犹太精神》一书在当时的确非常流行 ， 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的地步 ， 而“我”在小说中却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 “当时人们的头脑十分混乱 ， 这本书只是一个例子” ， 之所以会混乱 ， “或许正是因为这么许多的人试图为了尽可能达到一个目的而聚集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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