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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青春、信念、身份以及异化：50年前的后浪( 四 )


这样过下去 ， 对我而言 ，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适应 ， 就是每个周末回到北大父母的家里 。 那是另一个世界 。 有一次晚饭桌旁 ， 我不小心 ， 说出了半句脏话 ， 好在收住了 ， 母亲耳朵不好 ， 父亲对北方的脏字大概不那么敏感 ， 混过去了 。 我并不知道我的父母对我越来越“工人”有没有感觉 。 只是记得 ， 我第一次拿到工资 ， 买了一瓶“玫瑰香红葡萄酒”给父亲 ， 母亲很激动 ， 也是晚饭桌旁 ， 眼泪在眼眶里转 ， 说了一句：“你最小的儿子也挣钱了 ， 知道孝敬你了 。 ”
身份
前文说到 ， 工厂和家是两个世界 。 这两个世界的实际距离 ， 其实只有15公里 。 夏天 ， 这距离骑车45分钟肯定到 ， 早晨五点出发六点上班 ， 凉快 。 到了冬天 ， 这条路就是北京西北风的源风口 。 凌晨的风 ， 像刀割 。 用我一个海淀中学一起进厂的工友的话说 ， 骑到西北旺 ， 就对得起那一天的一块五了 。 坐公共汽车就更难 ， 不仅因为班次少要更早出门 ， 而且下了车还要在寒风中走半小时才能到 。 但就算这样 ， 我们这些“学生” ， 大部分还是每个周末都回家 。 那些老工人有时会问一句 ， ‘你周末回北京了吗？’
的确 ， 那里的老工人和合同工们 ， 只有少数到过他们口中的“北京” 。 就算到过 ， 也是像今天的后浪到过拉美或非洲那种 ， 一辈子去过一两次 ， 然后说上无数次 。 他们不会像我们“学生”穿双回力牌球鞋（相当于今天用上了‘爱疯’手机） 。 有钱就要攒下 。 对合同工而言 ， 第一件事是回老家娶个媳妇 ， 然后带回来 ， 让老工人教教怎么能生个儿子 。
我不是他们 。 那我是谁？这不是个哲学问题 ， 是个身份认同问题 。 有一次 ， 我作为厂里跟着那辆交通牌卡车拉货的搬运工“上北京”拉水泥 ， 从仓库把25公斤一袋的水泥一袋一袋扛到车上 ， 漏出来的干粉混着汗 ， 都硬化在脖子上、衣服上 。 就这个样子 ， 我们几个搬运工进了个小饭馆饱吃了一顿炒饼（因为出外勤有五毛钱伙食补贴 ， 所以吃完8两炒饼还有钱找） ， 然后大摇大摆走进了旁边的百货商场 。 当然 ， 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所有的人都躲着我们这几个不知哪个地洞钻出来的水泥人 。 我呢 ， 真正地感受着做工人的滋味 ， 在社会上 。
在工厂里 ，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 从一开始 ， 我就是一名“可教育好的子女”（1968年12月26日某中央文件所规定的九类人的子女 ， 后来范围不断扩大 ， 把我扩了进去） 。 所以 ， 我可以做“民兵” ， 但不能做“基干民兵” ， 即我不可以摸到枪；我可以被吸收入团 ， 但不可以做团干部 。 总之 ， 我的“身份天花板”比别人低很多 。 因此 ， 政治 ， 对我而言 ， 不论国家大事 ， 还是身边大事 ， 最后对我的影响总和别人不一样 。
当然 ， 在这个厂里 ， 我不是唯一这种情况的 。 类似的包括另外四个与我从幼儿园一起长大的发小 。 工余 ， 他们有的自学英语 ， 有的自学美术 ， 有的自学数学 。 不过那时 ， 机会不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 而是留给有背景和关系的人 。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 这一切才改变 。 我1978年夏天考进了人民大学 。 我们厂77、78两届考走了12个人 ， 是整个北京建材系统考上大学最多的 ， 包括我们五个发小 。
异化
往事如烟 。 半个世纪虽对我是弹指一挥间 ， 但现在16-24岁的后浪 ， 多数已难以体会我那个年龄段的往事 ， 他们能随着我的笔读到这里 ， 已经很不容易 ， 毕竟社会变化太大 。
我如此努力地回忆往事 ， 是因为不久前得知 ， 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傅去世了 。 她今年80高龄 ， 是因为用了10年的美国制造的心脏起搏器电池失效 ， 无法更换又不能手术而离去的 。 悲伤的我觉得这样一种数着自己最后的日子而离开的方式太唏嘘；乐观的我却发现 ， 因为到位的医保和全球化带来的先进设备让她享受多十年的退休生活 ， 证明着社会的长足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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