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观点|论《吕氏春秋》的理论特色和谋略思想(上)( 三 )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吕不韦在当时已经预感到法家的严刑重赏并非治国良方 , 《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礼;《上德》篇指出:“严刑峻法 , 此衰世之政也 。 ”所以 , 在《吕氏春秋》中不是继承法家 , 而主要是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思想 , 强调“有道之主 , 因而不为” , 主张高明的君主 , 其实当以清静无为作为治国的良策 。 (参看《知度》)《吕氏春秋》认为:“事省而国治”“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 , 这不就是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政治策略的继承吗?
【文城观点|论《吕氏春秋》的理论特色和谋略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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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再次 , 《吕氏春秋》“兼儒墨 , 合名法” , 述说兵、农、阴阳 。
虽然秦国历代政治家都比较重视法家 , 但《吕氏春秋》不但没有因此而排斥儒家 , 反而把儒家仁礼学说作为是批评法家施严刑重厚赏的理论根据 。 根据《吕氏春秋》的观点 , 严刑厚赏属于“衰世之政” , 只有推崇德治 , 肯定仁者爱人的血缘情缘 , 社会才会和谐 。 《吕氏春秋》认为 , 父慈子孝是出于人之本性 , “孝子之重其亲也 , 慈亲之爱其子也 , 痛于肌骨 , 性也 。 ”(《节葬》)《吕氏春秋?孝行》主要阐述的是儒家的仁礼思想 , 其中有一部分与《礼记》的论述是一样的 。 《孝行》认为:“凡为国家 , 治天下 , 必务本而后末 。 所谓本者 , 非耕耘种殖之谓 , 务其人也 。 务其人 , 非贫而富之 , 寡而众之 , 务其本也 。 ”
那么 , “务其本”指的是什么呢?《孝行》强调:“务本莫贵乎孝 。 人主孝则名章荣 , 下服听 , 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 , 处官廉 , 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 , 守战固 , 不罢北 。 夫孝 , 三皇五帝之本务 , 而万事之纪也 。 ”这是对儒家仁孝理论的直接继承 , “孝”成了治国的基本纲要 , 人主孝则“名章荣” , 属下会服从 , 天下会赞誉;人臣孝则“事君忠” , 做官必廉政 , 遇到危难将不惧死;士民孝则“耕耘疾” , 防守会很稳固 , 不会不会战败 。 所以 , 孝乃是三皇五帝的治国本务 。 所以 ,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 , 其惟孝也 。 ”(《孝行》)
显然 , “孝”成了治国的第一原则了 。 儒家的学说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 孔子承继了周朝的礼乐文化 , 阐述了仁义礼智理论 , 而这皆是以“孝”为理论根基的 。 《吕氏春秋》对于“孝”的重视 , 其实是发挥了儒家学说 , 弘扬仁义之术 。
不过 , 《吕氏春秋》认为 , 仁义之术要实现 , 需要有一个由外而内的转化过程 , 只是从外面教是没有用的 , 它认为:孔子等的弟子 , “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 , 然而无所行 。 教者术犹不能行 , 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 。 夫以外胜内 , 匹夫徒步不能行 , 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 , 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 ”(《有度》)这就是说 , 孔门弟子教授仁义者自己没有能修成仁义 , 当然也就无法教 , 无法传播 , 因为仁义之术是外在的规范 , 必须通过“通达性命之情”才能内化为德行修养 , 而这“通达性命之情”是什么呢?主要是指“清静无为”的心境 , 在这里 , 儒家的仁德修养需要借助于道家的“清静无为”心态来完成 。 显然 , 《吕氏春秋》试图把道学纳入儒学之中 , 以道兼儒 , 要实现儒家的德治 , 必须靠道家的自然无为 。
《汉书?艺文志》强调《吕氏春秋》在思想理论上是“兼儒墨” , 所以 , 除儒家思想之外 , 《吕氏春秋》对墨家也是很重视的 。 其一 , 作为务实的政治家 , 吕不韦非常重视政治措施的实效性 , 所以 , 《吕氏春秋》对于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对政治、军事行动有不利因素的主张 , 持排斥态度 , 比如 , 《吕氏春秋》的《振乱》《怀宠》《禁塞》等篇尖锐地批评墨家的“非攻”观点 , 《吕氏春秋》认为:“夫攻伐之事 , 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 。 攻无道而伐不义 , 则福莫大焉 , 黔首利莫厚焉 。 禁之者 , 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 , 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 。 ”(《振乱》)《吕氏春秋》所主张兴“义兵”而使敌国“民服若化”:“义兵至 , 则邻国之民 , 归之著流水 , 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 , 行地滋远 , 得民滋众 , 兵不接刃 , 而民服若化 。 ”(《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概地反对战争是不对的 , “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必要的 , 而且能使民众归顺、服化 。 但是 , 《吕氏春秋》对于墨家“尚贤”“兼爱”学说是积极吸纳的 , 比如 , 《爱类》篇强调:“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 , 非以要利也 , 以民为务故也 。 ”“仁人之于民也 , 可以便之 , 无不行也 。 ”赞赏“尚贤”“兼爱”的观念 。 再如 , 《精通》篇认为圣人是“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 , 不肯与其子孙” , 同样是赞其“尚贤”“兼爱” , 这其实是继承了墨子关于“官无常贵 , 民无终贱 , 有能则举之 , 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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