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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考，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大学教育本身( 三 )



在美国 ， 本科阶段对通识教育的重视主要兴起于二战之后 ， 当时人类社会刚刚遭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战争的摧残 ， 人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 也不知道该坚持怎样的价值观 ， 而大学里以职业为目标的专业教育正在盛行 。

1945年《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出版之后 ， 1963年由时任加州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Clark Kerr出版的《大学之用》再次明确了这一方向 。 Kerr提出“多元大学模式” ， 即本科阶段采用通识教育 ， 研究生阶段侧重研究和专门化教育 ， 博士教育则侧重研究 。

这些理念的推行也是美国大学教育系统在全球领先的开始 。

将目光转回中国 ， 进入21世纪 ， 通识教育的理念本身也重新受到重视 ， 但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之间的矛盾仍会不时跳出来 。


许多大学的专业院系会批评通识教育占用了专业学习的精力 。 如果通识课程要求严格 ， 他们会抱怨学生没有足够精力学习专业课；如果通识课程变“水” ， 又会被抱怨“学了有什么用 ， 浪费时间” 。 其结果就是无论通识教育的质量好或不好 ， 都会被抱怨 。 所以 ， 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到底要不要开展通识教育？

当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大学的根本价值时 ， 就会发现答案是肯定的 。

进入信息技术时代 ， 大学教育其实已并非必选项 ， 大学本身也已经不是知识的垄断者 ， 互联网让你可以找到所有想知道的知识 。 大学不再是新知识的唯一生产者 ， 如今创新往往更多来自公司或其他组织 。 大学或许能多提供一份证书 ， 但在职场 ， 这种优势也在减弱：越来越多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硅谷创业者的传记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 。

那么把年轻人聚集在大学校园这样一个物理空间里度过4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么多不相关的技术、头脑和知识集合在一起 ， 显然不是为了培养具备某种专业技能的人 。 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大学应有的期许 。 理想的状态下 ， 这些资源应该互相配合、互相碰撞 ， 从而培养智识、人格健全的公民——这就是通识教育 。


大学校园可以也必须提供这种功能 。

除了高考，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大学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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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考，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大学教育本身】中山大学的教育改革始于2009年 ， 博雅书院每届只招收30名学生 ， 学生在此接受4年通识教育 。


当我们寻找已有的改革案例时 ， “通识教育”的确是关键词 。 从本世纪开始 ， 大学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识教育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当这些学校谈论本科生教育的时候 ， 通识教育都是它们的目标 。

当然 ， 每个学校的实践方式各不相同 。 简单而言 ， 它们都会把通识教育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是建立通识核心课程 ， 一部分是打破院系体制的学生管理和培养方式 。


比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划定了一个学院规模的学生 ， 他们在大学前两年可以自由选择北京大学所有院系的课程 ， 设计自己的培养计划 ， 大三再转入感兴趣的专业 。

而清华大学先前的尝试大多在各院系内展开 。 比如经管学院 ， 在刚刚卸任的前院长钱颖一的推动下 ， 经管学院学生50%以上的学分被用来学习通识课程 ， 由来自清华各个院系的老师教授 。

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则希望覆盖所有本科生 。 一开始 ， 它让大一新生第一年打乱专业 ， 在住宿书院生活 。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不同专业的学生能互相交流 。
但在2012年 ， 这个模式退回了以院系为主的管理方式 ， 因为院系希望学生能更聚焦在专业上 。 不过也不是完全倒退 ， 复旦已经开始尝试大类招生 ， 比如历史、中文、哲学的学生在入学后 ， 前两年都会按照人文大类统一培养 ， 这相当于一个折中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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