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 二 )
梁启超晚年因病住院 ， 依然忍不住要写信给远在国外的孩子们：“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 ， 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噘嘴了 ， 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 。 我进医院有三个礼拜了 ， 再不写信 ， 你们又不知道怎么抱怨了……”他的孩子们愿意亲近父亲 ， 是因为梁启超首先对他们给予了关注和爱 。 与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内敛的“严父”形象相反 ， 梁启超思想现代 ， 情感热烈 ， 擅长表达且毫不含蓄 。 虽然分隔各地 ， 直接而频繁的情感交流使聚少离多的一家人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 。
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 ，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 他让思顺留在日本求学 ， 不但专门为其请了几位家庭教师 ， 学习内容遍涉西方社会学科的主要门类——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 ， 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 。
他也注重发挥孩子们“传帮带”的作用 ， 比如在1912年11月9日、10日写给思顺的信中 ， 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 ， 如有进步 ， 则奖励仿宋本《四书》一部 。 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字画 ， 一方面自己读赏 ， 一方面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 ， 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 。
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 ，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已 ， 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件、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 ， 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 ， 夯实教育的基础“修身” ， 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 。 张文江教授表示 ， 在近代的人物中间 ， 梁启超会通“儒释道”三教而归宗于儒 ， 其做人做事有其鲜明的特色 ， 其实就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这也是梁氏家庭教育的根本 。
比如 ， 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 ， 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 。 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 ， 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 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 ”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做人的基础” ， 只有“先打定了” ， 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 。 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 ， 做到了如是说、如是行 ， 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 ， 1925至1929年初 ， 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 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 ， 仍主持清华研究院 ， 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 ， 创办司法储才馆等 。 在此阶段 ， 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 ， 对孩子们总结出了“得做且做”主义：“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 ， 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 ， 却是‘得做且做’） ， 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 ”
梁启超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 ， 强调学术的“薰染陶镕”之功 ， 虽然希望子女学有所成 ， 但极力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 他曾经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学习而过于劳累 ， 星期天必须休息 ， 多游戏、多运动 。 对待在国外留学的梁思成 ， 梁启超也一度担心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 ， 于是致信对他说希望思成能像从前一样“活泼有春气” ， 他就心满意足了 。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 ， 可谓一面重视知识性学问 ， 同时又对其可能带来的生命的损耗时刻保持警惕 。 若引用古来先哲的话 ， 做学问最重优游涵泳 ， 使自得之——这是梁启超对子女在学术研究功夫上的具体指点 。
与如今不少父母极力为子女提供优裕的生活环境不同 ， 梁启超最为重视培养子女的忧患意识 ， 时刻教导孩子们要在忧患和挫折中成长 ， 以此磨炼意志 ， 砥砺人格 。 1916年 ， 梁启超与蔡锷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时 ， 内心非常清楚有可能失败 ， 从而使家庭陷入困顿 。 但他也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 对思顺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 ， 此乃最足以自豪者 ， 安能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他还表示 ， 即使运动成功了自己也不再做官 ， 以免子女易成为纨绔子弟 ， 丧失了个人志向与自立能力 。 在这样的言传身教和精神指引之下 ， 梁家的孩子们都刻苦求知 ， 极为节俭 ， 最后倒要梁启超劝说他们“不必太苦 ， 反变成寒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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