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许永杰：张忠培先生的玉器玉文化研究理念———《张忠培论良渚》读后( 四 )
《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 ， 对福泉山墓地的研究有如下的认识 。 福泉山墓地可分三个时期 ， 依随葬玉器等随葬品划分 ， 晚期阶段的墓葬可分为三类:一是随葬玉钺、玉琮和石钺的墓葬 ， 随葬器物丰富 ， 多达120多件 ， 玉器的数量远超于陶器 ， 不随葬生产工具 ， 墓主人应是脱离生产劳动 ， 专事军事和宗教的“神王”;二是随葬玉钺和石钺的墓葬 ， 随葬器物比较丰富 ， 玉器数量与陶器数量的比率相差不很悬殊 ， 不随葬生产工具 ， 墓主人应是脱离生产劳动的军事贵族;三是随葬玉石钻头、石刀和石钺 ， 随葬器物比较丰富 ， 随葬陶器数量与玉器数量的比率相差不很悬殊 ， 墓主人应是亦工亦军的社会上层 。 中期阶段墓葬可分为两类 ， 一是随葬玉钺和石凿、石锛 ， 随葬器物颇丰 ， 玉器多于陶器 ， 墓主应是掌有一定军事权力兼及少量手工活动的社会上层;二是随葬玉钺和石锛、砺石 ， 随葬器物的种类不全 ， 或缺少玉器和陶器 ， 墓主人应是亦工亦军的社会中层 。 早期阶段墓葬可分为两类 ， 一是随葬石钺和玉钻、石斧 ， 随葬器物种类不全、数量不多 ， 墓主人应是亦工亦军的社会中层;二是随葬璜、镯、珠等玉器 ， 随葬品的数量较少 ， 甚至没有 ， 没有石器随葬 ， 墓主人应是自有经济无权参与军事活动的一般社会成员 。 综上可以看出 ， 福泉山墓地死者生前的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其结构是有所区别的 。 早期时 ， 自有经济人是社会的主体 ， 其中大部分人可以参与军事活动 。 中期时 ， 除可参与军事活动的平民外 ， 出现了掌握军权的贵族 。 晚期时 ， 在中期的人群基础上 ， 又出现了既掌握军权又掌握神权的顶层人物 。 与社会人员构成的复杂化相伴 ， 由随葬品数量表现出的社会财富也与日俱增 。
4.“求是”的探索是要将“具体遗址(墓地)”放到所属考古学文化中考察 ， 求证、补充、修正、完善具体遗址或墓地研究中得到的认识 。
张先生在《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中 ， 通过对属于良渚文化的上海福泉山、马桥和余姚瑶山等三处墓地随葬玉器的分析 ， 得出该文化的人群阶层划分认识 。
福泉山墓地的人群阶层有三:a.脱离生产劳动 ， 专事军事和宗教的“神王”;b.脱离生产劳动的军事贵族;c.亦工亦军的社会上层 。
马桥墓地的人群阶层有二:a.可参与军事活动具有自由身份的人员;b.良渚文化中最为贫寒和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人 。
瑶山墓地的人群阶层有三:a.既掌军权又控神权的最高权贵 ， 即掌控政权的神王;b.只掌握军权的相当富裕并处于尊位的权贵;c.社会的显贵 。
瑶山墓地排列 ， 分为南北两排 ， 北排为女性墓 ， 南排为男性墓 。 北排墓主均为拥有一定社会财富的社会显贵 ， 南排墓主为掌控政权的神王和握有军权的权贵 。 南排神王墓居中 ， 最中间的M7随葬玉器最多 ， 为规格最高者;握有军权的权贵墓位于两端 。 根据墓葬的位置和随葬器物的种类及数量推测:在北排与南排M7相对的是M11 ， 该墓是南排墓葬中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 其墓主人应是北排M7墓主人的妻子 。 另外 ， 南排与北排的夫妻对应关系是M6—M8 ， M11—M7 ， M1—M3 ， M4—M10 ， M14、M5—M9(图六) 。
本文插图
《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 ， 在通过随葬玉器及其他随葬品的分析基础上 ， 发现同属良渚文化的福泉山、马桥、反山三处墓地的人群身份存在差异 ， 总结出良渚文化社会的人群构成共有六个级差 。 这六个级差由低及高是马桥20世纪90年代发掘墓地、马桥20世纪60年代发掘墓地、福泉山一段墓地、福泉山二段墓地、福泉山三段墓地、反山墓地(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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