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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粟特|讲座｜吴欣：从太原到片治肯特——粟特艺术中的图像叙事( 六 )


讲座之后是观众提问环节，吴欣教授解答了在场师生提出的如下问题：
Q1：刚才您提到史君墓中有祆教风神维施帕卡的形象，这位神祇同时也是印度教中的湿婆和佛教中的摩醯首罗，因此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受到了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我想知道波斯文化有没有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A：波斯文化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而粟特的文化和艺术受到了很强烈的印度的影响。尤其是粟特艺术在最开始的时候对神灵的刻画很多都是借用印度已有的神灵形象（比如维施帕卡借用的就是湿婆的形象），这为粟特艺术起了奠基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葛勒耐就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身穿印度衣裳的伊朗神祇》（“Iranian Gods in Hindu Garb: The Zoroastrian Pantheon of the Bactrians and Sogdians, Second–Eighth Centuries”）。
Q2：拜火教是不是起源于中亚？
A：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如果阅读国内学者所写关于虞弘的书籍、论著，通常会看到祆教（“拜火教”是其在中国的俗称）是起源于伊朗的。但在国际学术界，这一直是研究祆教的学者们纠结的问题，现在其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它起源于中亚和伊朗，另一派认为它起源于中亚。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祆教起源于中亚而非伊朗。只是因为祆教在萨珊时期成为了伊朗的国教，势力特别强大，所以对于很多学者和民众而言它看起来是源自波斯的。
Q3：粟特人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否同样来源于希腊化的时代？
A：希腊化时代的艺术显然对中亚艺术有不可否认的影响。但粟特艺术本身不是完全依靠希腊艺术而来的。希腊化时代通常指的是公元前4世纪末期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之间，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粟特艺术，基本都是公元5-6世纪之后的。片治肯特的的大部分壁画则都是8世纪前半叶的。中间隔了一千年左右，所以我们要讲希腊化的影响时还需慎重。但同时，在片治肯特有很多壁画，尤其是其中的寓言故事都受到希腊化的影响。其中甚至包括《伊索寓言》中的题材，比如“杀鹅取蛋”的故事，因为中亚在那个时期对希腊罗马的传统还是有很多继承和刻意的寻找。但是，如果说粟特艺术来源于希腊化，这还是一个特别偏颇的“希腊—罗马中心论”的说法，粟特艺术本身就集合了伊朗、印度、希腊以及北方草原的因素共同形成的。这是一个具有特别复杂源流的艺术。比如我们把不合适的颜色放在一起就会变得很难看，那如何把合适的颜色放在一起，最后调制出特别漂亮的颜色，这就是粟特人所做的。我们在讲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时，要做的不仅是探究“这是什么题材”、“源自哪里”，并将这些因素剔出来，还要研究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来解释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Q4：粟特人的神或王的冠两旁都有类似飘带的东西是什么？在中国汉代画像石的西王母也有相似戴胜的形象，这种类似是否会有某种关系？
A：飘带是希腊化时期和萨珊波斯时期表现王的身份地位所特有的标志物。当然，不同时期的飘带的画法是不一样的。在粟特体系中，有时头光也是用来表示身份地位的，有头光者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想到的佛或神，王甚至是恶魔也是可以有头光的。西王母的这种形象我个人认为与中亚是有关系的，我最近也在试图探索这种问题。
Q5：请问您能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或文章吗？
A：我觉得法国学者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是一本特别好的书。此外，耶鲁大学的韩森（Valerie Hansen）的《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也是一本我特别推荐的书。可以看完这些再去看细节性的书或文章。
Q6：我见过一些资料说最早的拜火教遗址是在中亚发现的，这是其在中亚起源的重要依据吗？
A：我通常避免使用“拜火教”这一词，倾向于使用“祆教”或“琐罗亚斯德教”这样的术语。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祆教的神庙(圣火庙)是我们的团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克泽尔·台配（Kyzyltepa）发现的，我们的俄文版的报告已经发表了，中文的也在准备中。这的确是祆教在中亚起源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因为祆教的神庙是宗教信仰的核心。
Q7：在鲁斯塔姆与敌人交战图中，马下方的狗暗示死亡，那么狗在祆教图像中都是寓意死亡吗？是否跟入华粟特人葬具浮雕上出现的“犬视”有关？
A：在祆教中，狗和死亡是有联系的，但是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分辨它到底是做“犬视”的狗还是猎狗。因为中亚和伊朗人酷爱表现打猎的场景，所以要分清楚。另外，猎狗是要戴项圈的，如果在图像中看到没戴项圈的犬科动物，那还要仔细分辨其是狗，还是豺狗、狐狸等。在研究虞弘墓或其他入华粟特人葬具上的图像时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Q8：我们知道虞弘墓的时间是公元592年，而片治肯特的这些图像应该是公元740年左右留存下来的，这两个年代间有一个时间差。我们在做图像对比时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时间差的问题？
A：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首先应当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不管在书写的时候还是在研究的时候都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材料就是材料，我们无法改变。当然，片治肯特也有6世纪的壁画，但是保存下来的很少，或者在其上还覆盖了更晚的壁画。如果仔细区分的话，参考关于片治肯特艺术的论著，认真研读这些材料或许还可以发现一些关于更早期的壁画的信息。第二，片治肯特不是粟特唯一有壁画的遗址，虽然目前所知的其他壁画的年代都较晚。撒马尔罕的壁画是已知的比较早的，但也晚于虞弘墓；乌斯特鲁沙纳（Ushtrushana）壁画年代一般被定为8-9世纪。但新的研究也开始挑战这种年代的界定，认为8-9世纪是阿拉伯入侵的时期，但它的壁画到底是不是这个时期还是一个在讨论的问题。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这几年在布哈拉地区的发掘发现了比虞弘墓更早的壁画。但是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从中亚发现的更早的纳骨瓮上的图像入手寻找证据。因为萨珊曾禁止使用宗教图像,这一时期，相关的伊朗图像材料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材料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粟特艺术的基本传统，尽管在不同地点会有略微的改变，但从根本上还是存在一致性的。所以我们能用这个传统做参照，试图理解虞弘石椁上的图像。我觉得要真正理解虞弘墓的图像，椁板主图下方的那些动物和异兽将为我们提供一把钥匙。此外，基座上的图像也不可忽视。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山西考古研究所的《太原隋虞弘墓》中的线图看作一副地图，放大尺寸，然后仔细观察与思考，试图找到从片治肯特到太原的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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