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文智慧课堂|骆玉明 | 壅塞的清除──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的发展一题(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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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诗歌的艺术个性 ， 那根本上是指诗人独特的创造性而言 ， 它虽然跟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 ， 却并不是由于记录了这种经历而形成的 。
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曾以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诗作为例证来阐发其符号学美学理论 ， 但她的某些分析用在这里也是颇为合适的 。 原诗如下：
楚江微雨里 ， 建业暮钟时 。
漠漠帆来重 ， 冥冥鸟去迟 。
海门深不见 ， 浦树远含滋 。
相送情无限 ， 沾襟比散丝 。
苏珊·朗格强调说 ， 即使是从脱离了原来诗律的译文来看 ， “这也是一首诗 ， 而不是关于李曹离去的报道 。 诗中所提及的事物 ， 创造了一个全然主观的境况 ， 而常识意义上的诸多事宜( 疑当译为‘事项’) 如友人所往、行程几何、何以成行以及偕谁而行等等 ， 则被彻底芟除 。 洒落在江上、帆上和遮挡视线的树上的微雨 ， 最后化作流淌的泪珠 。 ”她说 ， 诗中写及的一切都是“诗的因素” ， “在整个诗歌中 ， 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 ， 也没有无助于明确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象的东西 。 了解更多的情况 ， 譬如实地了解所提及的地点 ， 进一步考察李曹其人的生平及品格 ， 或者注明诗的作者及成诗的环境 ， 对于形成那种幻象毫无裨益 。 这类补充只会以不 相干的信息将描述生活的诗的意象弄得杂乱不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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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苏珊·朗格似乎并不懂中文 ， 但她对《赋得暮雨送李曹》一诗的诠释却是不错的 。 像这种带有纪实因素、社交功能的诗(它记录了一场实际发生的送别活动 ， 并作为朋友间友谊的传达和纪念而促进了相互间的关系) ， 在中国古诗中为数众多 。 但作为诗而言 ， 它必须成为艺术的构造 ， 必须避免以朗格所说的“不相干的信息”填塞在要求纯明的诗境里 。 当然 ， 这是艺术上已高度成熟的唐诗 ， 中国古典诗歌还要经过一段行程才能抵达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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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朝到唐代 ， 诗歌艺术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不断探寻完美的表现形式 ， 努力创造纯净明朗而又内蕴丰厚的诗境 ， 就是更明确地把诗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向社会传达个人信息的凭借 。 人们在理性上的认识也许并没有那么清晰 ， 但创作活动却有力地趋向于此 。
与此相关的一个变化 ， 首先表现于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上 。 从沈约提出“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颜氏家训·文章》） ， 谢朓主张“好诗当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 ， 到萧绎以“吟咏风谣 ， 流连哀思”为“文”的表征(《金楼子·立言》) ， 萧子显将“言尚易了 ， 文憎过意”、“不雅不俗 ， 独中胸怀”作为理想的诗歌的条件(《南齐书·文学传论》) ， 齐梁文人对晋宋诗歌过度趋向书面化的典雅繁缛的语言风尚作出了反拨 。 这方面的问题多年以前我和贺圣遂合作的《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一文中曾有过论析[3] ， 兹不赘叙 。 须稍加 说明的是 ， 齐梁尤其梁代诗歌重新向歌谣汲取养分、向浅易流畅的语言风格靠拢 ， 却也并非是回到歌谣的路子上 ， 而是追求浅易而又精致、既不同于口语又不同于书面语的特殊的诗歌语言 。 这种追求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 ， 其最终效果充分地展现于唐诗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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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诗歌也在逐渐减少妨害诗境形成的过度的叙述与议论 ， 并摆脱以作者实在的行动与思考为中心依次叙述和议论的线型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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