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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宇文所安：《文苑英华》为何物？( 四 )


我们希望这些编者能像《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的编者所做的那样 ， 在《文苑英华》中列出引用著作的目录 。 现行版本并没有目录 ， 但考虑到现行版本中序言或跋文的佚失 ， 类似的目录很可能在《文苑英华》流传的某个早期阶段还存在 。 假如这个猜想合理的话 ， 那么《文苑英华》就代表了唐及五代时期的手抄本遗产 ， 这些手抄本遗产并没有散布于全国 ， 而是存在于汴京及地方政权图书馆的收藏中 ， 并且由于对开元及更早时期佚失书籍的有目的寻找而得以扩增 。
与我的假想相关联 ， 我想到了一个《文苑英华》最遭诟病的“罪状”：在不同的类目两次选录了同一首诗 。 这种现象被作为编者粗心大意的标志——从某些层面上说 ， 这种判断也许是正确的 。 13世纪初刻本的整理者已经注意到重复的情况 ， 所以将重复的文本删除了 。 如果我们设想有一个流动的、与抄手一同工作的编纂班子 ， “罪状”的原因也就非常清楚了 。 这些编者担负着从集部中挑选最好作品的职责 ， 同时也从选本中挑选作品——而到目前为止 ， 选本中数量最大的还是诗选 。 在给定的类目下 ， 文本的分类对于文本的题目极为敏感；任何一个唐诗学者都清楚 ， 不管诗歌的文本有多么不稳定 ， 题目是诗歌中经历变化最多的部分 。 李白的名作《将进酒》 ， 在《文苑英华》中出现了两次（195.9a和336.2b） 。 第二次出现时 ， 它却以“惜空尊酒”为题出现在“歌行”类中 。 此诗在敦煌抄本中出现时 ， 也使用了这个题目[17] 。 在这个例子中 ， 两首相同的诗定然是从两个不同的资料来源那里抄录来的；在一个来源中 ， “将进酒”的题目导致它被选入乐府类；在另一个来源中 ， “惜空尊酒”的题目则导致它被录入歌行类 。 假如同一个抄手使用了相同来源的文本 ，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 。 这说明可能有两个抄手或者编者使用了不同来源的文本 。 也可能有两种版本的李白集子；但是最可能的猜测是 ， 一首是从文集录入的 ， 而另一首则是从选集录入的 。
我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每一部文集的历史都是不同的 。 当一部集子几乎囊括了出自《文苑英华》和《唐文粹》的全部篇章 ，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启示——集子的通行版本是从上述两种文献中辑录出来的；当我们拥有一部规模相当大的集子 ， 且只有一些篇目在这两部宋代初年编纂的大型“总集”中出现时 ，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例证 ， 说明宋代初年的史馆所不具备的藏书 。 “三分之一”的假想是理解文集形成历史的途径；纯粹以“三分之一”表现形式出现的集子虽然是少数 ， 但它们代表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少数 ， 以至于显得意义非凡 。 正如我们将在李白和杜甫的例子中所观察到的那样 ， 这些例子起初看上去是“三分之一”假想的例外情况 ， 最终却与我们对宋代早期集子所了解的情况如出一辙 。 新的抄本还有待发现 ， 而史馆中的许多旧抄本却在火灾中付之一炬 。
在一些反常的例子中 ， 我们有信心认为史馆拥有一部广泛传播的集子 ， 但其表现形式并不符合“三分之一”的假想 。 白居易所做的2800余首诗 ， 只有287首选入《文苑英华》 。 可能编纂者并不想过多地表现他 ， 或者编纂者可能拥有一部“小集”；他们收录了白居易750篇散文中的[18]425篇 。 然而 ， 其它传播相对广泛的文集 ， 选录的作品则常常粗略占到作者全集的三分之一 。 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集当时正在传播中 。 韩愈的古文现存336篇 ， 《文苑英华》收录103篇；柳宗元的古文现存443篇 ， 《文苑英华》收录184篇 。
历史研究|宇文所安：《文苑英华》为何物？
本文插图

根据在李峤的例子中所发现的准则 ， 我们可以推测 ， 《文苑英华》的编纂者能够利用张说（667—730）相对完整的集子：在奉敕进行创作的侍臣中 ， 张说的名字常常最先出现 。 《文苑英华》收录了张说现存358首诗中的128首 ， 除了保存下来的张说集之外 ， 《文苑英华》未选录的大部分诗歌都没有任何可知的来源 。 这不仅证实了“三分之一”的规律 ， 也暗示着对于《文苑英华》的编者来说 ， 张说的通行诗集大致与李峤集一样 ， 是可供利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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